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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共产主义阵营”的四次大分裂

赵皓阳 大浪淘沙
2024-09-06

(引子)

本文的封面图是日本共产主义战士、充满争议的极左翼组织“赤军”的领导人重信房子。本文讲日本共产主义阵营的四次分裂,房子一个人就经历了三次,甚至他父亲还以反面形象经历了第一次。所以她是串起整个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个关键人物,就先从她和她的家庭讲起。

先来简单看一下这四次大分裂:

第一次分裂是在918事变前后,日本共产党内部产生了一批动摇的、支持军国主义战争的投机分子。后来在法西斯政府残忍打压之下,一部分人投降做了走狗,一部分人选择缄默,还有一部分人选择抗争到底,基本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第二次分裂是在日本文化大革命期间,支持文革运动和反对文革运动两派的分裂。在这其中日共又一次扮演了不光彩的“二五仔”角色,背刺了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靠拖后腿甚至出卖战友苟活至今。所以我们说日本左翼的时候,别就知道一个日共,若以“二五仔”程度而论,全世界左翼政党中它能跟德国社民党争一下一二名。至少在日本文革中诞生的新组织如“全共斗”等都比它正统多了。

第三次分裂是关于日本文革走向,一部分人认为应当和平夺权,通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罢市相结合,并逐步建立基层政权逐步夺取日本政权;另一部分人认为在强大的反对力量面前,必须要进行武装革命斗争,用武力推翻日本政府。

第四次分裂是在日本武装斗争阵营的内部,一部分人认为应当进行游击战,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在山区建设根据地、训练新红军,最终推翻由天皇、财阀集团、军国主义余孽、美帝走狗掌控的国家政权;

而另一派则主张落脚点在城市,进行激进的恐怖袭击、斩首行动,发动针对于重要公司、重要人物、重要场所、重要设施、重要活动的恐袭,否则敌我差距力量过大,走传统的游击战路线断无获胜的可能性。最终反对伤害平民一派与最极端分子分道扬镳。

文章的最后,还要再简述一下革命失败之后日本左翼的现状。革命失败了并不意味着革命没有成果、没有意义,我们当今生活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代又一代革命者不懈地冲击旧体制、旧既得利益集团后留下的成果。

比如日本的大规模全民政治运动和武装斗争虽然停止了,但是曾经的革命者们又以农村建设者、教育改革家、左翼文艺家、环保主义者的新身份继续影响着世界。

还要打一个严谨的补丁是:这四次大分裂并不是按照严格时间顺序划分的,而是通过一个阶段内最主要的大趋势来辨别。比如在50年代,日本左翼就开始搞零星的恐怖袭击活动了,但那个年代还是和平抗争为主流,所以路线层面的“分道扬镳”我们还是要选取关键性事件。

首先还是以重信房子母女的个人经历为引子:去年,随着巴以冲突加剧,重信房子的女儿重信命登上了日本电视台节目,引发了广泛热议。因为重信命在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成长经历,亲身见证了以色列诸多反人类罪行,所以她那次节目让以色列大大破防了一番。

重信房子有两个女儿,名字分别是重信革、重信命,取“革命”之意。因为重信メイ的日文罗马标音是Mei Shigenobu,所以重信命的英文名取Mei的同音May,这是与英文“对齐颗粒度”,方便与西方人交流。结果我们的媒体就望文生义,直接从May Shigenobu译为“重信五月”了,现在关于重信命的资料基本全都是“重信五月”,顶多加一个括号“又译重信命”,这是个错译,人家两姐妹的名字就是革命,也不知道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

重信房子是日本赤军重要领导人之一,后文会讲到与日本赤军相关的二、三、四次分裂。在开头特别提一提,在日本进行武装斗争之后,重信房子带领部分赤军成员前往巴勒斯坦地区进行武装斗争,这里有三个重要原因:

第一,共产主义信仰是要解放全人类,不分国家、种族、性别。你可以说赤军太狂热、太极端了,但是人家是真信这个,真用自己实践去践行了,比嘴上嚷嚷禁欲其实天天对小男孩下黑手的宗教狂信徒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那么当时,哪里的人民最苦难,哪里人民最需要解放呢?就是正遭受以色列铁蹄奴役的巴勒斯坦人民。重信房子的前辈切格拉瓦,就永远在被剥削、被压迫最严重的地区领导抗争,所以赤军后辈们也自然而然前往了巴勒斯坦。

第二,共产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最大的敌人,这是政治坐标系上最左和最右的两级,或者可以说法西斯主义就是在1917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的旧贵族与新顽固派恐惧无产阶级革命波及到欧洲本土,从而合流诞生的极端右翼形态。

关于以色列的问题我已经讲过太多了:犹太人虽然是大屠杀的受害者,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是极右翼复国主义者与犹太金融资本、国际霸权主义共同交媾所诞生的,不仅仅先天具有右翼反动属性,更用甚于法西斯的种族灭绝政策对待巴勒斯坦人民,自然会成为全世界左翼的敌人。

第三,中东地区是反美的前线。当时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过是跳梁小丑,美帝国主义才是全世界反动力量的总堡垒。美帝在全世界挑起各种代理人战争,其中在古巴、越南被共产党人有力地挫败了。而日本左翼青年认为中东地区是下一个狙击美帝国主义全球侵略的重要地区,而以色列因为跟美国的特殊关系,成为了美帝在中东的战争代理人。

所以,日本的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有责任参与在中东地区反右翼、反民族压迫、反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是他们光荣的任务,就像当初全世界左翼阵线支援西班牙内战一样。

还是那句话,我们当代人再去看那一段历史,可以说他们狂热、极端,但不能否认他们对于信仰是忠诚、果断、坚毅、知行合一的,并且在那个年代前往中东参加武装斗争,绝对是有无可比拟的勇气与决心的。

在巴勒斯坦的战斗中,重信房子养育了两个女儿——重信革、重信命。其中重信革幼年夭折,而重信命成长在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对于幼年的经历,重信命表示理解自己的母亲,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她表示:自己的童年虽然经常与母亲分离,但是赤军和巴解战士承担了很多抚养她的义务,她成长在像一个小公社的集体主义环境中,并有一个简易的学校学习文化课程,构建了初步的世界观。

她尤其提到了,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所有重要决策是由集体决定的,即便像她这样年轻的人也有发言权、建议权。并提到了这个小公社内部会经常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她母亲的“武力抗争”或是“恐怖袭击”时,重信命表示现实世界太过于根深蒂固了,母亲的道路看起来是唯一的方式(only way)。

为什么日本那一段历史值得我们研究分析,原因就如上文所示,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最极左的形态——左翼恐怖主义。最知名(或者说危害最大)的组织是日本赤军、德国红军旅和意大利红军旅。其实这三个组织的名字都是Red Army,因为红军永远是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的名称。只不过日语中的“红”写作“赤”,所以我们也就这样翻译方便区分。也正因此,女儿的名字就应该翻译为“重信命”。

在日本和德国的恐怖主义左翼运动衬托下,我们国家曾经的“极左”甚至一点都不“极”了,我们在运动中虽然也踏入了民粹主义陷阱,但不管怎么说矛头都是对准官僚、学阀、买办、资本家、旧士大夫阶层,总体上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革命运动或民粹运动。

但日本、德国、意大利出现的恐怖主义红色组织,有不少人选择了把平民生命当做了他们的政治砝码。共产主义运动是要解放全人类,自然坚决反对这种把平民生命至于不顾的恐怖主义运动。恐怖主义左已经完全背离了左翼运动普世的、人文的、解放的根本内核,而变得跟“法西斯极右”一样草菅人命。

所以在政治意识形态最极端的两级中,极左和极右形成了一种闭合,像一个圆环终于完整了。而且很有代表性的是,左翼恐怖主义代表性组织——日本的赤军、德国和意大利的红军旅,恰恰诞生在二战时三个最主要的法西斯国家中,正是极右翼的恐怖诞生了对等恐怖的极左翼,这就是“历史的反正”。

(德国红军旅成员)

最为典型的,重信房子的父亲重信末夫曾经是极右翼军国主义暗杀组织血盟团的成员,专门刺杀进步人士、反战人士甚至“没那么极右”的商界人士、军政要员。结果女儿成为了极左翼武装力量的领导人,这是在微观家庭领域“历史的反正”。

不过重信末夫这个人的政治立场非常迷惑,房子在回忆录中不止一次提到了父亲全力支持她的革命活动,所以或者可能是因为亲情、可能是因为战败后历史的反正、可能就是极左与极右合流的另一种形态。这里信息太少就不做判断了。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大哲学家萨特曾经鲜明地表达过对德国“红军旅”组织的支持,称之为“进步的恐怖主义”,甚至还因为此跟多年好友加缪反目。这里就不展开分析了,因为萨特这种大哲学家的思想有的时候确实不是常人所能探究的,再者萨特青年时期是进过纳粹的集中营的,越狱之后加入了法共领导的地下抵抗组织,有个人经历影响。

而“红军旅”的政治观点是西德政权是德国法西斯的残余,因为西方国家的纵容没有彻底清算本国的法西斯,所以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荡涤”。萨特的观点也很鲜明:总不能右翼屠杀左翼就是理所应当——而且人家已经这样做了上百年了,左翼反制右翼就成了恐怖主义吧?

但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我这里讲萨特的立场,也只是如实陈述一种观点,并不代表认同他的观点,并不代表他是二战后最有影响力的大哲学家就对他全盘接受。共产主义的伟大,首先在于他要解放每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但是恐怖主义则把平民作为了政治砝码,则应该被人人所唾弃。我只是在陈述萨特的思路,确实能给我们看待问题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

日本也是如此,在没有被完全清算的极右翼的土壤上,诞生了极左翼的萌芽。同时日本是一个土地狭长、资源贫瘠的岛国,战略空间基本等于没有,所以日本从个人到整个民族在历史中都特别容易走极端——不是这个极端、就是那个极端,这给了我们很好的分析样本。

所以别看三次大分裂都是在日本文革期间,但正是因为斗争的剧烈性、统治阶级的根深蒂固,才导致了左翼阵营同等的震荡,就好比力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样。因此,有一种流派的观点认为,日本的政治、社会、文化现代化,开启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文革。

确切来讲,这一派观点认为日本的经济现代化来自于美国的技术转移,但是二战之后因为美国的包庇,依然保留了天皇制度,依然有着大量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参与,日本的旧贵族们依然把持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方方面面。

日本人民抬头一看,国会里全部都是子承父业的“贵族世家”,经济上各行各业都被三井、三菱、住友、富士几大财团把控,所以日本出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技术与社会体制的“倒挂”现象。而最激烈地冲击这种倒挂的社会运动,就是日本文化大革命。

这一派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历史学者加加美光行,他认为日本的文化大革命是日本现代化的开端之一——正是以日本文革为历史节点,日本从贵族政治转向了国民政治,从封建文化转向了市民文化,告别了千余年的封建余毒,大大削弱了以天皇和世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这是日本文革最大的成果。

在其著作《文化大革命与现代日本》中,开头部分加加美光行就说,中国文革是不是“动乱”咱不说,但对于日本来说绝对不是“动乱”。同样,1968法国文革差点成立了第六共和国,美国民权运动也是美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加加美光行并不是一位左翼学者,他的学术立场算是一个中肯讲道理的自由派,就像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成名作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但他也是个铁杆自由派一样。加加美光行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现代化学者”——具体就是要走欧美民主政治路线的现代化,而不是文革这样过于激进的自下而上的革命。

加加美光行对于日本文革和中国文革都是持一定的批评态度的——肯定了其变革的初衷与态度,但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巨大缺陷。他的逻辑是:文革的缺陷,恰恰是其开启日本现代化政治的缺陷,日本的政治、社会、市民现代化开启是先天不足的。

其实就是国际共运的失败在日本学界内部产生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当时左翼运动的失败太可惜了,再彻底一点把旧贵族统统送上断头台就好了;另一种认为左翼运动从根本上就不应该走,我们走欧美那种民主政治、议会改革就对了。

但无论哪种观点只是立场层面的争论,事实层面上两派都不会否认日本文革对整个国家所带来的颠覆性变革,这一点搞学术研究还是有基本节操的,不会简单地用诸如“动乱”“浩劫”这种简单的词汇,去概括一个长达十年的、全民参与的社会政治运动。

所以加加美光行的态度是矛盾的(或者说是辩证的):既承认没有从中国而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思潮这种外力剧烈的冲击,日本政治是难以开启现代化的,从上文中“甲级战犯”“旧势力”“旧财阀”“复辟”这些略微带有情感判断的词汇中就可以看出;但他又指出当今种种问题恰恰是这个起点没铺垫好,或者革命的初衷与目的被刻意淡忘了。

反正总而言之,认可前辈们的这些贡献,但终究是欧美的“现代化道路”更合适一些;但走欧美现代化道路的基础,又离不开那些人们的暴力冲击旧体制……虽然但是这笔账也算不清楚,那就先“中肯”一下吧。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日本左翼阵营的历史了,而是日本整个国民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史,以及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个侧影。所以左翼阵营的分裂,是日本国家、国民分裂的缩影,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困境的体现。


(一)第一次分裂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不仅仅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影响到了日本。差不多在同时期,日本也成立了众多共产主义小组。只不过日本的革命土壤比较薄弱,反动阶级有着统一而强大的执行力,所以能够带领日本走向进步的力量被完全扼杀了,最终滑向了“全民军国主义狂热”之万劫不复的深渊,成为了亚洲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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