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总序”说，“翻译研究是不是一门学科，翻译有没有“学”，已经不必争论了。董秋斯1951年就提出要建立翻译学，要写出两部大书，一部是《中国翻译史》，一部是《中国翻译学》。”前贤的话言犹在耳，如今上述两个方面的著作，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陈福康教授的这部《中国译学史》，是对我国的译学理论发展做一番梳理，这也是对董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建议的回应吧。我们从这部书里摘录一点颇有趣味的片段，以飨读者。

朱生豪（1912—1944），原名文森，浙江嘉兴人。出身贫寒，十二岁便成为孤儿。这一年，插入嘉兴私立秀州中学读书。该校是美国教会办的，使他接受了英语教育。十七岁时，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入杭州之江大学，享受奖学金，主修中国文学，兼攻英文。他师从词学大师夏承焘，得以打下坚实的传统文学基础；同时，该校也是美国教会办的，使他更提高了英文水平。该校校长李培恩并对翻译有研究，曾在《之江学报》上发表《论翻译》等论文。朱生豪在校时，即发表过一些译作。1933年毕业后，曾留校担任《之江校刊》英文部主任编辑。未久，转入上海世界书局工作，任英文编辑。这以后，他便开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历尽艰辛，包括生病、逃难、译稿被战火烧毁等等，耗尽全力，在十年间共翻译了莎剧三十一种半；在再译五种半即成全璧的情况下，不幸因重病含怨英年逝世！尽管未能译全，但他在祖国最艰苦的年代，保持气节，发奋工作，替中国近百年翻译界基本完成了一项最艰巨的工程，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的莎剧译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得到国内外莎学界的高度评价。

从小的家庭环境及生活遭遇，使朱生豪形成了极为内向的性格，平时“渊默如处子，轻易不肯发一言”（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在写作上，他一生只是埋头翻译及偶尔创作诗词自娱，也极少写译论文字。除了在给爱人写的当时未刊书信中偶有涉及翻译的零星议论以外，今仅见他在1944年4月写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较清楚地说明了他的翻译见解：

中国读者耳莎翁大名己久，文坛知名之士，亦尝将其作品，译出多种，然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

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夫以译莎工作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殆已尽注于兹矣。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

可见，朱生豪是极为重视保持原作的“神味”和“神韵”的。他的翻译态度极其认真，竟至研诵十余遍，完全吃透原作精神后才动笔。他强调这些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翻译的可说是人类文学艺术的最高范本。他将翻译标准定为两种，一是力求做到的，二是必须做到的；而不赞成“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这与鲁迅说的“硬译”有无对立？我认为并无。因为，第一，鲁迅说的“硬译”，主要指的是理论著作，并不是指像莎剧这样的高度完美的艺术作品；第二，鲁迅本来就欢迎译得既不“曲”又不“硬”、经过“潜心研究”而不拘泥原文、“解散原来句法”的“好的翻译家”。因此，朱生豪的这些主张，与鲁迅的见解实际是相通的。他的这些译论虽然文字不多，但确实凝聚了他的丰富经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他未能留下更多的译论，是非常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