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藏·道家部·淮南子卷（全六十册）

子藏·道家部·淮南子卷（全六十册）

编著者：方勇

定价：¥39,000.00

ISBN：978-7-5013-6213-4

出版时间：2017-12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所属分类：影印-哲学宗教

《子藏·道家部·淮南子卷》汇集1949年之前不同的《淮南子》版本及研究著作，总计107种，从中可以揭示历史上《淮南子》流传及研究之大致面貌，亦可为读者阅读、研究《淮南子》提供帮助。

遵循《子藏》择精择优之原则，《淮南子卷》在考虑“早”的前提下，也兼顾了“精”。在注重版本选择的同时，《淮南子卷》还特别关注名人批校本。《淮南子卷》在众多校本中择优收录，以期对《淮南子》研究有所裨益。本卷还收集了一批稿抄本。《淮南子》相关稿抄本著述作为一个独立体系，与刻本相互参照，对于文本校勘、文义解读等均有所帮助。

《淮南子》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宝藏，其内容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几乎无所不包。《淮南子》是吸收各家思想之后所形成的自己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它吸收了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也吸收了儒家子思、孟子、荀子的思想，还有孙子、管子、墨子、韩非的思想。《淮南子》吸收先秦各家思想，又结合当时的情况有所发展，也就是说，它还吸纳了西汉初期的各种新的文化思想，较《吕氏春秋》又前进了一步。

方勇，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主编《子藏•道家部•庄子卷》（全162册）、《列子卷（附杨朱）》（全26册）、《文子卷》（全10册）、《鬻子卷》（全2册）、《关尹子卷》（全9册）、《子华子卷》（全4册）、《亢仓子卷》（全3册）、《鹖冠子卷》（全6册）及《法家部•韩非子卷》（全45册）、《商君书卷》（全9册）、《慎子卷（附申子）》（全2册）、《管子卷》（全66册）、《抱朴子》（全24册）、《吕氏春秋》（全36册）、《公孙龙子》（全6册）等，自2011年起陆续由本社出版；《庄子学史》（全8册）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等。

张双棣  李秀华

《子藏·道家部·淮南子卷》共收书一百零七种，整合成精装十六开本六十册予以出版。本卷收录目前所知有关《淮南子》白文本、注释本、节选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关研究著作，集《淮南子》各种版本及研究文献之大成。

一

淮南王刘安，汉高祖刘邦孙、汉文帝少弟刘长子。关于刘安之生年，《史记》《汉书》皆无明载。《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谓：“孝文八年，上怜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岁，乃封子安为阜陵侯，子勃为安阳侯，子赐为阳周侯，子良为东成侯。”《汉书》所记亦同。孝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刘安八岁，他应生于孝文帝元，即公元前179年。这亦是目前通行之看法。然“皆七八岁”（《汉书》作“年皆七八岁”）含有不确定之义，故刘安在孝文帝八年时亦可能七岁，则其生年亦可能为孝文帝二年，即公元前178年。至于刘安之出生地，我们可以肯定为当时淮南国国都寿春，即今安徽省六安市寿县。刘安之父刘长三岁时被立为淮南王，但并未立即迁居淮南国，而是为吕后所收养，生活在长安。至于何时迁居淮南国，则不可考。《史记》载，文帝三年，刘长二十二岁时入朝拜见皇帝，由此表明刘长迁居淮南国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大约于刘长二十、二十一岁时，刘安便出生了。而此时，淮南国都城正是寿春。《汉书·五行志》：“文帝二年六月，淮南王都寿春，大风毁民室，杀人。”故刘安出生于寿春，则无疑义。

虽然贵为诸侯王之子，但刘安童年生活并不幸福，甚至可以凄惨来形容。刘长被定叛逆罪之后，即被流放蜀地，途中绝食身亡。据《汉书》“遣其子、子母从居”之记载，当时年仅五、六岁的刘安极有可能亦随其流放，然《史记》则记作“遣其子母从居”，并未明确其子亦被流放。尽管七、八岁之时受封阜陵（故城在今安徽全椒县南）侯，但刘安所经历的幼年丧父、家庭破碎、颠沛流离之痛苦似乎并未减轻，反而随着年龄渐长，不断积聚恐惧与怨恨之情绪。就在文帝十六年朝廷要晋封刘安为淮南王之际，贾谊上疏云：“今淮南子少壮，闻父辱状，是立咫焉泣洽衿，卧咫泣交项。肠至腰肘如缪维耳，岂能须臾忘哉！是而不如是，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极，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归其怨尔？特曰势未便，事未发，舍乱而不敢言。若诚其心，岂能忘陛下哉！”（《新书·淮难》）大致准确地觉察到了这种情绪，并进一步劝谏：“怨雠之人，不可贵也。”（高诱《淮南鸿烈解叙》，明正统《道藏》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史记》《汉书》却将贾谊这一观点大加发挥，其目的在于为刘安谋反寻找一个强有力的动因，如《史记·吴王濞列传》：“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余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淮南衡山列传》：“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即为明证。客观而言，刘安恐惧和怨恨之情绪，确实使他与中央政权始终处在一种微妙关系之中，但并不能吞噬其理性，摧毁其人生。

相反，他把幼年所经历之遭遇与痛苦，转化成改变其生存方式的动力。刘长素以刚烈勇猛著称，却在临死时叹言：“谁谓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史记》本传）表达了对于勇而无文的醒悟。刘安显然深以为是，要发愤成为一位具有高文化修养、能建功立业和留名于世的学者。《淮南子·修务训》即有如此表白：“而不能闲居静思，鼓琴读书，追观上古，及贤大夫，学问讲辩，日以自娱，苏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筹策得失，以观祸福，设仪立度，可以为法则，穷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废非，明示后人，死有遗业，生有荣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史记》《汉书》指出刘安作为诸侯王与众不同之处，亦正是他“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这一面。事实上，刘安凭借自己的地位与努力，最终还是实现了志向，尽管结局十分悲惨。

作为历史人物，刘安受世人非议最多之处乃是谋反。他几乎成了皇帝警告诸侯之反面范本。时至今日，有学者仍相信刘安谋反乃确凿之历史事实。对此，我们不能认同。首先，《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除一些基本史料外，大部分是根据伍被、雷被、严助等人之供辞而写成。《汉书》刘安传、伍被传亦照搬《史记》，很难取信于人。文中说：“天子以伍被雅辞多引汉美，欲勿诛。”所谓“伍被雅辞”，即是为汉武帝所亲览过的供辞。“多引汉美”，此在伍被对刘安的说辞当中有非常明显之体现，如“天下安宁有万倍于秦之时”，“被窃观朝廷之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措遵古之道，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宾服，羌僰入献，东瓯入降，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翅伤翼，失援不振”，“当今陛下临制天下，一齐海内，泛爱蒸庶，布德施惠”。在此供辞中，千错万错皆是刘安及其家人之错。一个杰出的诸侯王，硬是描绘成了一个弱智的野心家。其次，自汉文帝始，皇帝加大了对诸侯国的控制与削夺，景帝、武帝更是登峰造极，在诸侯王身边安插拥有实权的监视者，要叛乱简直难于登天。以《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观之，淮南相、淮南内史、淮南中尉皆是朝廷安插在刘安身边的监视者。《汉书·百官公卿表》：“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盩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兆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故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仆曰仆，秩亦千石。”皇帝牢牢把控重要人事权，剥夺诸侯王治国权，令国相掌治众官，内史管理国政，中尉掌控军队，诸侯王已被架空。可见，想要举兵与朝廷对抗，谋夺帝位，对于刘安而言无疑痴人说梦。他自己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

《史记》淮南王本传记刘安谋反，篇幅极大，几乎占了四分之三，且语言生涩呆板，事理矛盾重重。写伍被极力筹划谋反而又劝刘安勿反，刘安也是积极准备而又犹豫不决。这些绝不是伍被和刘安的性格所致，而是太史公的难言之隐。语言生涩呆板，冗长拖沓，也绝非太史公的风格。这种破绽与矛盾留后人给有思考的空间。司马迁写刘安事，基本属于当代史，他不便直书，只能隐晦其辞，显露矛盾。《酷吏列传》中狄山有一段话：“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此话是在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说的，离刘安案只三年。可见当时就有对刘安的同情之声。司马迁在评赞中言称：“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亦甚是耐人寻味。

刘安的悲惨人生结局，就历史经验而言，似乎是注定的。其出身、能力和名望，使汉武帝如芒在背，欲拔之而后快。然而，刘安对汉武帝并无敌意，甚至带着感激、敬服之情。依《史记》所载，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刘安入朝，与即位之初的汉武帝谈文论道，两人相见甚欢。此种看似和谐之关系，大致维持了四、五年，直至建元六年刘安上书谏止汉武帝发兵讨伐闽越，始见裂痕。于谏书中，刘安引用老子之言，对用兵所造成之严重后果反复进行陈述，体现了他对民众、士卒之拳拳爱意，同时亦隐含对武帝即位以来“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汉书·严助传》）之微议。这使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内心大为不悦，并感到了威胁。他通过严助向刘安隐晦地传达了此种意思，“朕奉先帝之休德，夙兴夜寐，明不能烛，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灾害众”，“朝有阙政，遗王之忧，陛下甚恨之”（同上）。正是这些言辞，让刘安陷入极度恐惧，随后（即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便与严助相结入朝，向汉武帝请罪。自此之后，刘安所受之政治压力，使他于治政思想上不得不改弦易辙，以实际行动公开拥护汉武帝之兴儒主张。《史记》本传载刘安“吾行仁义而见削，甚耻之”，“且吾高祖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云云，即可反映这一点。

尽管如此，刘安心里依然恐惧不安，同时感受到了无比悲凉。其仅存的《屏风赋》明显体现了此种心理：“孤性陋弱，畏金强族。移根易土，委伏沟渎。飘摇危殆，靡安措足。思在蓬蒿，林有朴樕。然常无缘，悲愁酸毒。天启我心，遭遇微禄。中郎缮理，收拾捐朴。大匠攻之，刻雕削斫。表虽剥裂，心实贞悫。均衡器类，庇荫尊屋。列在左右，近君头足。赖蒙成济，其恩弘笃。何惠施遇，分好沾渥。不逢仁人，永为枯木。”（《初学记》卷二十五引）此篇赋历来无人注意，但实际上可视为一篇政治寓言赋。刘安以屏风自喻，极写其忠朴却又孤弱之性格，及外界种种之迫害，字里行间闪现着悲苦与不安。同时，他十分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过“庇荫尊屋”“近君头足”而已。在给汉武帝的谏书中，刘安亦明言：“臣安幸得为陛下守藩，以身为障蔽，人臣之任也。”（《汉书·严助传》）然而，朝廷之既定政策、皇帝之深深猜忌，最终将这扇“屏风”彻底抛弃和撕毁了，真是令人唏嘘不已。死后不久，刘安即被仙化，又披上了神仙人物的外衣。这在《论衡》《风俗通义》中皆有记载。南朝齐永明十年（492年），时人在八公山为刘安建庙祭拜，道教亦把刘安纳入其神仙谱系。于是，刘安成了混合历史与神话的传奇人物。

二

淮南王刘安非常重视人文修养，不仅雅好艺文，亦好神仙方术。他与宾客一道，为世人留下了数目惊人的著述。据《汉书·艺文志》，著有《琴颂》、《淮南道训》二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高诱时仅见十九篇）、《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兵权谋家”又载《淮南王》一种。据《汉书》本传，著有《中篇》八卷（亦称《枕中鸿宝苑秘书》）、《离骚传》（高诱称作《离骚赋》，当误）、《颂德》《长安都国颂》。据《文选》李善注所引，著有《庄子略要》《庄子后解》。后人依据刘安与宾客们所遗资料而编撰的作品，又有《淮南万毕经》《淮南变化术》《淮南中经》《淮南八公相鹄经》《淮南王食经》《汉淮南王集》《淮南王刘安太阳真粹论》《淮南王见机八宅经》《淮南王养蚕经》《淮南王还丹歌诀》。于刘安与宾客们所撰诗歌辞赋中，知道题名的有《屏风赋》《熏笼赋》《八公操》《招隐士》《淮南王曲》等。然而，除《淮南内》二十一篇、《屏风赋》保存较完整外，其余基本失传。

《淮南内》即《淮南子》，至今仍存二十一篇。关于《淮南子》之作者，班固说得笼统：“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汉书》本传）像《淮南子》体例如此严密之著作，宾客方士几千人一起参与撰写，似乎不合情理。况且，在司马迁、班固眼中，这一群宾客方士鱼龙混杂，多不称职，所谓“诸辨士为方略者，妄作妖言，谄谀王”（《史记》本传），“其群臣宾客，江淮间多轻薄”（《汉书》本传）。故不筛选其中之精英，则难以完成此书。东汉末年，高诱则提出更近于史实的观点：“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披（一作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淮南鸿烈解叙》）苏飞、伍被等八人，世称“八公”。他们精于黄老思想及神仙方术，乃《淮南子》之主要编著者。此在伍被说辞中有所体现。伍被说：“口虽未言，声疾雷霆，令虽未出，化驰如神，心有所怀，威动万里，下之应上，犹影响也。”（《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而《原道》篇有类似言论：“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皆是黄老“不言而信”“不为而成”等因循、怀化思想之反映。大山、小山等人，则为儒士，乃《淮南子》吸纳儒家德治思想之主要推动者。此外，在这群宾客方士中，《史记》《汉书》还提及了赵贤、朱骄如、陈喜等人。这些人有无参与编撰《淮南子》，已不得而知。

宾客方士为《淮南子》实际撰写者，那刘安于此书形成过程中又扮演何等角色？难道仅仅是主持者？梁元帝萧绎说：“常笑淮南之假手，每嗤不韦之托人。”（《金楼子序》）明显嘲讽刘安不过是虚位主持者。但我们认为，刘安既是虚位主持者，又是实际统编者，这可从《淮南子》及刘安谏书中得到左证。《齐俗》篇：“越人便于舟。”其谏书亦称越人“便于用舟”。又《人间》篇：“（秦皇）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其谏书亦曰：“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适戍以备之。”可见，刘安十分熟悉《淮南子》内容，其遣词造字与之也有相似之处。而且，《淮南子》一书四次提及“刘氏”，一次提及“刘、项”，宾客方士不可能使用如此称呼，显然是出自刘安之口。故明代顾起元说：“八公氏众竫之，刘安才一裁之尔矣。”（《淮南鸿烈辑略原叙》）颇有道理。

关于《淮南子》之成书时间，《汉书》没有确切记述，仅称：“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此次入朝乃刘安首次觐见汉武帝，时间为建元二年。据“新出”一语，可知此时《淮南子》刚刚编撰完成。但高诱所记与班固略有不同：“初，安为辩达，善属文。皇帝为从父，数上书，召见。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上爱而秘之。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总统仁义而著此书。”（《淮南鸿烈解叙》）汉文帝在位时，刘安即被看重，之后很多能人异士归附于他。据“于是”一词，可知在宾客归附之后刘安便着手安排和编撰《淮南子》了。若二人记述皆不背离史实，则《淮南子》于文帝末期开始编撰，至武帝即位之初（建元二年）终告完成，前后断断续续用去十多年时间。《淮南子》一些涉及时间的文句，盖可为左证。《天文》篇：“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高诱注云：“是则淮南王安即位之元年，以纪时也。”刘安即位年，即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又《览冥》篇：“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天子”以黄老思想治国，当指汉文帝。故《淮南子》从汉文帝末期就开始编撰大致不差。

关于《淮南子》之书名，亦非是个简单问题。此书本名“鸿烈”，自称“刘氏之书”。《要略》篇云：“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泰族》也。”可知《要略》篇本不在此书主体之内，其目的在于阐明全书之创作宗旨，对所著二十篇进行总揽和逐一提炼。刘安总结《泰族》篇又曰：“此《鸿烈》之《泰族》也。”此为判断句。从语法上看，“之”表示从属关系，“泰族”为篇名，则“鸿烈”即为书名。许慎注曰：“鸿，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总谓之《鸿烈》。”高诱亦云：“其义也著，其文也富，……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淮南鸿烈解叙》）虽然他们对“鸿烈”之释义不同，但都明确提到《淮南子》成书时命名“鸿烈”这一事实。

约百余年后，刘向领校经传诸子诗赋，将《鸿烈》改称为《淮南》。高诱说：“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谓之《淮南外篇》。”（《淮南鸿烈解叙》）并将刘安著述分成内、中、外篇，《淮南子》被视作内篇，故《汉书》中又有“内书”“淮南内”等名称。此后，《淮南子》便以“淮南”之名传播。如《论衡·自纪篇》云：“《淮南》《吕氏》之无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贵也。”《东观汉记》载：“章帝赐黄香《淮南》《孟子》各一通。”亦可知东汉时期“淮南”一名已经取代“鸿烈”而流行于世。当然，东汉文人在称引此书时并不总是使用“淮南”一名，有时带有随意性，如王充称“淮南书”，高诱称“淮南记”，但这些称呼皆非正式书名。

刘向父子、班固将《淮南》列入“诸子”，为尊称它为《淮南子》奠定了基础。约东汉中后期，“淮南子”这一书名开始出现，《新论》《楚辞章句》和《吕氏春秋》高诱注皆有使用“淮南子”一名。至魏晋南北朝，“淮南子”一名又取代“淮南”成为最流行之书名。《隋书·经籍志三》云：“《淮南子》二十一卷。汉淮南王刘安撰，许慎注。”又云：“《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诱注。”此为正史称《淮南子》之始。葛洪所辑《西京杂记》并称“刘安子”，作为《淮南子》之别名，然仅此一例。这个时期又有学者将“淮南”与“鸿烈”两名合称，创造了“淮南鸿烈”这一新书名。如葛洪《抱朴子外篇·喻蔽》：“故《淮南鸿烈》始于《原道》《俶真》，而亦有《兵略》《主术》。”王筠《答湘东王示忠臣传笺》：“昔《淮南鸿烈》，事无的准；沛王通论，义止儒术。”“淮南鸿烈”不失为一个好书名，既保留了原名，又指明了著者，但在当时并未流行起来。迄至隋唐五代，“淮南鸿烈”之名才为学者所注意。《唐开元占经》引用《淮南子》时多次称《淮南鸿烈》，《意林序》亦称“《淮南鸿烈》，词章华赡”。《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淮南鸿烈音》二卷”，是史志正式称《淮南鸿烈》之始。两宋以后，《淮南子》被称作《淮南鸿烈》则是常见之事。

“淮南鸿烈解”系《淮南子》诸别称中一个误称。“鸿烈解”最初盖为高诱自题其注书之名。至南朝，梁元帝误将《鸿烈解》作者写成淮南王刘安。其《古今同姓名录》“刘安”一条：“淮南王”，自注：“著《鸿烈解》者。”南宋之时，已有学者将《淮南鸿烈解》等同于《淮南子》，如洪迈《容斋随笔》：“惟《淮南鸿烈解·天文训》篇：‘寅为建……丑为闭，主太阴。’”明代文人继续这种错误，如宋濂《诸子辨》：“《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汉刘安撰。”至清代，仍有学者犯同样错误。故四库馆臣批评说：“诸书引用，遂并《淮南子》之本文亦题曰《淮南鸿烈解》，误之甚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七）

除作者、书名复杂外，《淮南子》文本亦存在一个难题，即与传世本《文子》之关系。传世本《文子》有近八成文字（约三万余字），与《淮南子》高度重合。故此问题基本可以表述为谁抄袭谁的问题。它历经长达千余年之讨论，竟演化成一桩难以决断的学术公案。张丰乾先生著有《出土文献与文子公案》，对此公案作了详细梳理和研究，认为传世本《文子》是对《淮南子》的抄袭和窜改，《淮南子》亦有可能称引了古本《文子》。通过认真比对两书的重合文字和检索先秦两汉文献，我们非常赞同这一结论。

三

《淮南子》的思想体系与《吕氏春秋》一脉相承，就学派归属，或谓之杂家，或属之道家。归属有歧，在于视角不同，谓之杂家者着眼于治道，属之道家者，着眼于思想主旨。

《汉书·艺文志》把它与《吕氏春秋》同归入杂家。《艺文志》是这样描述杂家的：“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颜师古注云：“治国之体，亦当有此杂家之说。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班固的描述与颜师古的注释，全面恰当，深刻得体，丝毫没有贬损之意。杂家的特点就是，兼顾儒墨，融合名法，知道国家政体、王者政治必须将各家融会贯通。治理国家，不能专守一家之说，而必须取各家之长而为施政之本，才能称得起是王者之治。杂家政治家，正是符合这一标准的。

《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一样，皆上书最高统治者，阐明他们的治国方略。吕不韦是在秦王政亲政之前，布于咸阳市门；刘安则直接呈给刚刚即位的汉武帝。他们都欲以自己的治国方略影响君王。

有人对“杂家”的“杂”字理解有误，以为“杂”为庞杂、杂凑之意， 以为杂家是杂凑各家思想拼合而成，没有自己的独立体系。“杂家”之“杂”非杂凑之义，乃会聚之谓。刘文典在《吕氏春秋集释序》中说得明白中肯：“夫杂者会也，盖先以道德为标的，既定纲纪品式，乃博采九流，网罗百氏，纳于检格之中，实能综合方术之长，以成道术，非徒以抄内群言为务者也。”我们从杂家的两部代表作《吕氏春秋》《淮南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思想体系是非常系统的，甚至是其他诸子著作所不能比拟的。他们的体系取自各家，但不是简单的抄取，而是有所取舍，并将所取融入自己的体系之中，有机地构筑成自己的思想大厦。

《淮南子》在吸收各家思想之后形成独立、完整的思想体系。它吸收了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也吸收了儒家子思、孟子、荀子的思想，还有孙子、管子、墨子、韩非的思想。《淮南子》吸收先秦各家思想，又结合当时的情况有所发展，也就是说，它还吸纳了西汉初期的各种新的文化思想，较《吕氏春秋》又前进了一步。

杂家说在《汉志》以后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历代正史《经籍志》或《艺文志》，官私目录，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等，都将《淮南子》列在“杂家”。

将《淮南子》归入道家者，当首推高诱。高诱在《淮南鸿烈解叙》中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懐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淮南子》论道秉承老、庄而有所发展。《原道》《俶真》《道应》数篇对老、庄思想大加阐发，广博而且深入。《要略》开篇即曰：“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纪纲道德”，亦即以道德为纲纪，为根本。此“道德”，乃老庄之道德，黄老学家之道德。据统计，《淮南子》一书称引（包括直引、暗引）《老子》言论达五十余处，称引（主要是暗引）《庄子》言论达二百余处，仅《说剑》篇不见引用。此足见老庄思想在《淮南子》书中之分量。

近人梁启超、胡适等，大畅道家说，尤以胡适为典型。他在《淮南王书》中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并蓄，但其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

其实，杂家与道家本有渊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讲到道家时说：“其为术也，兼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与《汉书·艺文志》所论杂家多有吻合。《汉志》论说道家：“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淮南子》治道中虚君实臣的思想亦即此“君人南面之术”。《淮南子·主术》篇说：“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意，清明而不闇，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故依班固之说，《淮南子》既属于杂家，又合于道家，两者本无抵牾。当然，《淮南子》的价值，不在于它属于哪一家，哪一学派，而在于它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总览天地人间古今之事，为我们留下一份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本卷采用道家说，将《淮南子》列入“道家部”，乃是基于该书“大较归之于道”之思想主旨。

《淮南子》一书的结构安排，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要略》篇是全书的序，按照古代的规矩，放在全书的最后。《要略》篇详细讲述了全书的结构安排，它说：“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措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而己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不知所仿；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识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则不知养生之机；原人情而不言大圣之德，则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则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明称喻，则不知动静之宜；言称喻而不言俗变，则不知合同大指；言俗变而不言往事，则不知道德之应；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则无以耦万方；知泛论而不知诠言，则无以从容；通书文而不知兵指，则无以应卒；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间，则无以应祸福；知人间而不知修务，则无以使学者劝力；欲强省其辞，览总其要，弗曲行区入，则不足以穷道德之意。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凑卷异，各有为语。”二十篇的前后次序，浑然一体，非常严整。

然而，《淮南子》并非完美，它出于众人之手，篇题下的内容，很多未紧绕该篇题而展开，显得松散。刘安统编亦有疏忽，致使各篇立论有相互矛盾之处。例如，同是议论“仁义”，《本经》篇云：“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足修也。今背其本而求于末，释其要而索之于详，未可与言至也。”而《泰族》篇则云：“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又如，同是议论“法”，《主术》篇云：“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而《泰族》篇则云：“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圣人也。”

四

《淮南子》自问世以后，便一直为学者所关注、研究和传播。两汉乃是《淮南子》学之初兴阶段。成书不久，《淮南子》即被上呈给汉武帝，得到青睐，藏于秘府。由于受淮南王案牵连，《淮南子》一度被尘封，司马迁对它只字未提。刘德曾审理此案，刘安许多著述为其所获，其子刘向亦因此很早便诵读《淮南子》，并沉迷于刘安与宾客所编的方术之书。汉成帝时，刘向领校经传诸子诗赋，《淮南子》赫然在列。刘向校定本影响广泛，成了东汉通行本。而且，他在编撰《说苑》《新序》等书时，不仅对《淮南子》大加利用，还吸取了其黄老思想。当然，此时亦有扬雄认为它华而不实的批评之声。

进入东汉，《淮南子》受关注度与日俱增。其华美语言吸引了像鲍彦这样的青年俊才，其荒诞记述亦引来了桓谭、王充等人的驳斥。班固还在《汉书》中为它留下了一笔。但不少学者更热衷于解释和研究《淮南子》，形成了一股“淮南子热”。许慎约于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年）任职东观之时，最早为《淮南子》作注，题名“鸿烈间诂”。传至今日，仅存《缪称》《齐俗》《道应》《诠言》《兵略》《人间》《泰族》《要略》八篇。许慎编著《说文解字》时，亦多处吸取了《淮南子》所体现的词义。随后，马融、延笃相继注解《淮南子》，可惜都已失传。东汉末年，战祸不断，图书亡失严重，《淮南子》亦渐受冷落。建安十年（205年），高诱传马融、卢植之学，在极端困境下，以极强责任感开始重新注释《淮南子》，题名“鸿烈解”，于每篇篇目之下又添一“训”字。其注释旁征博引，详细精当。他对文本亦进行认真校读，保留了不少异文，是《淮南子》注书之典范，可谓后无来者了。可惜，高注于五代宋初散失严重，仅存《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泛论》《说山》《说林》《修务》十三篇，并与许注八篇合于一书。高诱之后，《淮南子》学第一次高潮告退。

与汉代相比，魏晋以来学术风尚发生了许多变化。先是士人思维精细化，随之而起则是玄学大盛，道教、佛教亦得到快速发展，自南北朝后士人沉溺艺文，有唐一代更是以诗赋取士。在此背景下，《淮南子》作为一部杂著，其受关注度大大降低。《淮南子》学因此陷入一段长时间的低迷。但低迷并不代表无影响、无地位。玄学之发展可谓得益于《淮南子》，如郭象重释“无为”之义：“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庄子·在宥注》）就是发挥了《淮南子》主张：“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迫而不动者。”（《修务》）南朝齐梁间，刘勰高度赞扬了《淮南子》之华美文采，其撰作《文心雕龙》，首篇取名“原道”，明显是受《淮南子》启发。与《文心雕龙》同时代名著《刘子》，则大量化用《淮南子》之文句和观点。唐初，魏征编《淮南子治要》，以自己标准撷取《原道》《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泛论》《诠言》《说山》《人间》《泰族》中精要之句，重点是有益于治道之语。在这段时期，《淮南子》对道教思想发展亦有所帮助，刘安被封为太极真人，入道教神仙谱系。

两宋崇文抑武，优待士人，直接促成了学术全面繁荣，诸子研究之风大盛。《淮南子》亦得益于此，不断得到士人关注，《淮南子》学经过一段时间低迷之后又再次兴起。在文献方面，北宋苏颂（1020—1101）任职集贤院时曾负责校理《淮南子》，著有《校〈淮南子〉题序》，流传于世。通过精心校对，细心分辨，他清理出掺杂在同一书里的许高二注，并用黄纸分别缮写，藏于馆阁之中。尽管这些成果很快失传，但这项工作为清代学者进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从宋代理学发展看，《淮南子》中诸多思想被取用和发挥。其中，影响最大莫过于《齐俗》篇这句话：“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著名理学家朱熹、真德秀对此皆有援引。如朱熹于《杂学辨》中说：“故率性而行，则无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无二道，幽明无二理，而一以贯之也。”明显作了更深一层之阐发。宋元士人爱写读书笔记，《淮南子》是其常读典籍，因此留下了不少有关《淮南子》的读书笔记。此为《淮南子》学中新现象。赞之者有之，如高似孙称它“卓然出人意表”，认为它与《离骚》《庄》《列》一路。元代王恽亦认为它可与六经、信史相表里。批之者亦有之，如黄震认为春秋战国以来诸子遗毒余祸都汇集于刘安，他所作《淮南子》也多“误人之鄙论”。此外，《淮南子》亦成为宋代学者编撰大型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之重要资料源。

与宋元《淮南子》学相比，明代《淮南子》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进一步拓展。从文献传播、整理方面看，明代士人不仅大力刻板印行《淮南子》，产生了包括选本在内多种新版本，而且在注文上亦有所收获，如刘绩作《淮南鸿烈补注》，受到后代不少学者赞誉，认为其“颇渊雅，与明人蹈虚逞肊者不同”（吴则虞语）。从哲学思想方面看，明代“王学”大盛，《淮南子》以其丰厚之思想资源继续发挥其作用，如王以悟于《州学生任庵王君墓志铭》一文中阐发《淮南子》“适情知足”之主张，反映了晚明士人既欲追求人性自由又欲规范自我之矛盾心态。明代《淮南子》学最大特色，在于明代学者大都以评点方式对《淮南子》进行各方面之考察与研究，其重心则是立足其文学性。茅坤、张宾王、袁宏道、陈深等士人，皆为《淮南子》作过评点。这些评点主要汇集在《诸子品汇释评》《诸子汇涵》《淮南鸿烈解集评》等书中，其中以茅坤评点最具代表性。他于明万历九年以后开始评点《淮南子》，并将其刊刻成《淮南鸿烈批评》一书流行于世。茅坤评点之一大重心，即是针对《淮南子》语言风格、谋篇布局、说理方式而展开，大大拓宽了《淮南子》研究之视野。陈深《淮南子品节》则延续了这一工作，是《淮南子》学史中文学研究之高峰。

与明代相比，清代学术存在明显不同，文献考据、文字训诂之风极为浓厚。清代《淮南子》学最大成就，即在于其文本及注文之校理上。傅山所撰《淮南子评注》，可谓清代学者在这方面的开山之作。此书虽称“评注”，实际是评少注多。他评“趋舍指凑，日以月悔也”为“深于世故之言”，评“极”而说：“《淮南子》好用‘极’字。”显然为明代评点风气之延续。但绝大多数还是针对文本及注文之校注，十分精细，呈现出清代士人研究《淮南子》新气象。在文本整理与版本刊刻方面，庄逵吉本《淮南子》可谓代表之作。庄逵吉不仅精校原文，还首次提出今本《淮南子》是合许慎与高诱两家注为一，浑而不分，显示其远见卓识。当然，此方面成就最大当属王念孙。其《读书杂志》对《淮南子》文本作了精心校勘，有理有据，令人叹服。俞樾撰《淮南内篇平议》，继续推进王氏这一工作，取得了一些新成就。另有部分学者与王、俞略有不同，他们对于原文作了进一步研究，并附以己见。钱塘精通术数，所撰《淮南天文训补注》，不仅纠正了高注之错谬，还详细解释了古代天文学知识，极富价值。除了校理《淮南子》文本外，清代还有一些学者，如孙冯翼、陶方琦、叶德辉等，对《淮南子》注文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孙氏、叶氏都有关于许慎注之辑佚成果，陶氏则在前人基础上清理了许高二注，并详细比勘两者异同，著有《淮南许注异同诂》一书，将这项研究推向顶峰。

随着西学传入，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形态、思想文化等方面皆发生了翻天覆地之变化。学术亦同样如此，传统治学观念、方法不断被突破。与以往相比，民国时期（1911—1949）《淮南子》学显然被注入了更多新元素。自胡适著《淮南王书》后，《淮南子》之研究便发生转型，染上了现代学术色彩。民国《淮南子》学最大特色，即是结合西方学术，运用西方概念，研究《淮南子》所蕴含的哲学与文艺思想。当然，传统学术研究并未被抛弃，《淮南子》文本校勘及考据依然很热门。刘文典乃此方面之集大成者。他费时五年撰成《淮南鸿烈集解》，将古人校注之精华及自己研究成果集于此书，极大地促进了《淮南子》之文献研究。随后，刘氏又撰《淮南子校补》《淮南子逸文》等文，继续巩固这方面成果。江阴、张之纯等主编的《淮南子精华录》、沈雁冰选注的《淮南子》，皆是面向民众之普通读物，扩大了《淮南子》的传播与影响。胡适则着重考察《淮南子》道论、无为有为论、政治思想、出世思想及阴阳感应之宗教思想，研究面貌焕然一新。冯友兰、卢锡烝、苏玉麟、汪国术、杨没累等，亦择取不同角度对《淮南子》思想作了不同诠释。这一研究新风，直接启发了当代《淮南子》研究。

五

对于《淮南子》版本，已有不少学者，如吴则虞、于大成、Harold D.Roth，做过专门研究。据其成果，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淮南子》之版本情况。目前，《淮南子》最早善本乃是清人刘履芬影写的北宋二十一卷本，然原本已经失传。学者据其避讳情况，推导出北宋本应诞生在仁宗年间（1023—1063年）。此本一直为藏书家玩于股掌，未能翻刻流行。一些清代学者为了校注《淮南子》，不得不从藏书家处影写北宋本。当时流传的影写本，盖有顾广圻、陈奂、刘履芬三种抄本。前两种如今亦散佚不见，唯存刘履芬影写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据此本影印出版，即是大家所熟知的《四部丛刊》本。该本时代早，极具文献研究价值。

在《淮南子》众多版本中，《道藏》本则是一个富有特色的版本。这个版本于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校定付印，故又称正统《道藏》本。据学者研究，此本之祖本可以追溯至北宋，与北宋本很接近。但两个版本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即在于《道藏》本卷数为二十八卷。此本将《原道训》《俶真训》《天文训》《地形训》《时则训》《主术训》《泛论训》七篇各分出了上、下两卷，自然就比二十一卷本多出了七卷。后世学者对它评价甚高。

除《道藏》本外，卷数为二十八卷本的版本还有刘绩补注本、中立四子本、叶近山本、刘莲台本、王元宾本、安正堂本、《道藏辑要》本等。由于《道藏》本年代最久远，那么，这些版本与《道藏》本必然脱不了干系。其中，叶近山本、刘莲台本、王元宾本、安正堂本、《道藏辑要》本皆是以《道藏》本为祖本，刘绩补注本则是多种版本之混合本，中立四子本又混合了《道藏》本与刘绩补注本。在这些二十八卷本后续版本中，刘绩补注本最值一提。刘绩补注本最初由王溥于明弘治辛酉（1501年）校刊出版，后来又有明嘉靖年间黄焯校刊本，书末皆有刘绩本人题识。刘绩于题识中称：“旧本残讹，自诱注时已不能辨，据他书补码千字，改正数百字，删去数百字，其疑者仍存，难释者草草数语释之。”既说明了当时版本之残损情况，又表现出他校注之谨慎态度。此本在《淮南子》版本史上无疑具有一定地位。

除二十八卷本之外，《淮南子》还有流传更广的二十一卷本。由于北宋本常常束于高阁，难睹于世，自明以来二十一卷本《淮南子》，主要受茅一桂本影响而成。茅一桂本约校印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前后，前有茅一桂序，卷首题有“茅一桂订”字样。此本注文有删削，注音模式亦有改动。此本在当时地位较高，以它为底本的版本非常多，如汪一鸾本、《四库全书》本、茅坤本、张烒如集评本、《汉魏丛书》本等。其中，茅坤本值得注意。此本最重要之贡献，即是完整保存了茅坤评点。

无论是二十八卷《道藏》本、刘绩本，还是二十一卷茅一桂本、茅坤本，皆产生于明代。而清代最著名版本要数庄逵吉本了。此本为二十一卷本，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校刊印行，前有庄逵吉自序。据学者研究，庄逵吉本主要依据茅坤本，但被茅本删除之注文则以《道藏》本补足。庄本出现以后，又经过多次翻刻，便很快取代了其它版本，成为盛行一时的版本。以庄本为底本的版本，主要有《十子全书》本、《二十二子》本、《四部备要》本、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本、刘家立《淮南内篇集证》本、民国《诸子集成》本等。其中，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本最值得一说。明代张烒如以“集评”为名，刘文典则题名“集解”，乃古人所无。此本以庄本为底本，广采王念孙、俞樾、孙诒让、洪颐煊、陶方琦等二十余家说法，且大量引用唐宋类书，并附以己说。此本前有胡适之序和刘氏自序，后附钱塘《淮南天文训补注》，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又再版。北京中华书局主编《新编诸子集成》收入此本，并由冯逸、乔华点校，于1989年出版。《新编诸子集成》本除保持原书面貌外，又于附录中增加了刘文典后来所写《淮南子校补》和《淮南子逸文》。

六

《子藏·道家部·淮南子卷》汇集1949年之前不同的《淮南子》版本及研究著作，总计一百零七种，从中可以揭示《淮南子》流传及研究之大致面貌，亦可为读者阅读、研究《淮南子》提供帮助。

遵循《子藏》择精选优之原则，《淮南子卷》在考虑“早”的前提下，也兼顾了“精”。如清刘泖生影写北宋刊本、明正统《道藏》本、明嘉靖九年黄焯永州刊本、明万历七年朱东光刊《中立四子集》本、明万历八年茅一桂刊本、明万历二十一年建阳刘氏安正堂刊本等，均为传世本《淮南子》中较佳者，今均设法予以收录。

在注重版本选择的同时，《淮南子卷》还特别关注名人批校本。如江声批校本、何焯校跋本、徐波校跋本、李慈铭校并跋本、王瀣批校本、浦起龙批校本等，江声等人均为文献大家，其所校之文不仅代表了他们本人的学术水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同时期《淮南子》研究的趋势。《淮南子卷》在众多校本中择优收录，以期对《淮南子》研究有所裨益。

本卷还收集了一批稿抄本。如清同治十年刘履芬抄本，清道光八年王宣灵抄本《淮南天文训存疑》，抄本《淮南子周易古义》，稿本《淮南子佚文》《淮南万毕术佚文》，王仁俊稿本《淮南子许注考证附万毕术》《淮南许注异同诂三续》《淮南扬榷》，王仁俊民国间抄本《许君说文多采用淮南说》，于鬯手稿本《淮南子校书》等。《淮南子》相关稿抄本著述作为一个独立体系，与刻本相互参照，对于文本校勘、文义解读等均有所帮助。

2017年9月

一、依据《子藏》“求全且精”的原则，《子藏·道家部·淮南子卷》收录《淮南子》白文本及校勘、研究等著作共一百零七种，整合成精装十六开本六十册影印出版，提要另以单行本出版发行。

二、本卷所收各书，清及清之前所有著述略以著者生年先后为序。白文本及民国著述则统一按刊刻或出版年代先后为序。

三、每种书原则上收录最初刊印者，但如有后出转精的刊本，则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有刊本与稿本或抄本并传者，原则上皆予收录，以便读者窥其全貌。

四、历代《淮南子》名家批校本甚多，内容多寡不一、见识高低不齐，本卷择其精者予以收录。

五、本卷所收著作，原则上都采用原书全称。如所收仅为某书一部分，不便使用原书全称者，则作适当处理。如焦竑等《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陈继儒《艺林粹言》等所收《淮南子》，分别改称《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淮南子品汇释评》《淮南子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