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好书 | 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全240册）

五、采用灰度印刷，尽可能最大程度保留版本原貌。对于虫蛀朽蚀、残损比较严重但版本珍罕者，为彰其文献价值，则修复后予以收录。

在中國古代典籍的經史子集四部中，集部被認爲是最具有文學特徵的部分，而且數量也較之其他三部更爲龐大繁富。因爲中國古代文學一向以詩文爲歷代文壇的主流文體，作者數量衆多，作品數量龐大，包藴内涵豐富，涉及文類繁多，因而成爲古代文學研究的主要文獻。其實，集部所收文獻内容絶非僅僅涉及文學文獻，翻檢文人别集，内容可謂經史子集兼備，劉基之《誠意伯先生文集》中既有大量的詩文作品，也有史學文獻《翊運録》和子書《郁離子》，後來還將其經學著作《春秋明經》也收了進去，可謂四部兼備。因此，集部尤其是别集類就成爲網羅文獻最爲繁多的領域，歷來爲文史學者所重視。自清人傾一代學人之力編纂《四庫全書》并撰寫提要以來，集部文獻整理便成爲學界所傾注力量最多的領域，或搜羅宏富以撰寫叙録，或選擇善本以影印出版，或集中精力以校注名作。時至今日，其成果可謂洋洋大觀，爲學界提供了大量的集部研究文獻。

相對於其他朝代，明代别集文獻的整理可能是最不能令人滿意的。宋以前的詩文别集不僅大都經過了深度整理，同時還通過輯佚，新編了不少文人的别集，更通過《先秦漢魏晋南北朝詩》《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唐詩》《全唐文》《全宋詩》《全宋文》《全元詩》《全元文》的編輯，將一代集部文獻整理出版，以供學界利用。儘管其中難免多有遺漏，并有人不斷在做輯佚訂補的工作，但一代集部文獻的總量得以大致呈現。清代别集由於距今時代較近，數量最爲龐大，儘管未能編出《全清詩》和《全清文》，但起碼已經出版了李靈年、楊忠主編的《清人别集總目》（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和柯愈春主編的《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兩部書，大致弄清了清人别集文獻的家底。相對於以上的狀况，明人别集的整理還存在着以下幾個問題。

一、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明人别集文獻叙録或提要，甚至没有完全弄清到底存有多少種明代的文人别集。清人黄虞稷所編纂的《千頃堂書目》著録明人别集五千二百五十二部，據今人李時人統計，至少還有三千三百餘位明人的别集依然保存在國内外圖書館中，而二〇一二年中華書局出版傅璇琮主編的《中國古籍總目》集部類的統計，尚有七千一百七十五部明人别集存世。如果繼續搜羅查找，數量恐怕尚不止於此。僅就這七千一百七十五部明人别集來説，也是有目無録，更不要説更爲詳盡的提要。當然，學界也并非没有開展此項工作的願望，其中崔建英輯録，賈衛民、李曉亞整理的《明别集版本志》便是值得重點關注的成果，該書共著録了三千六百六十九種明人别集的版本狀况，其所録内容爲：“依照認知版本的順序，依次爲版式描述、版本考訂、特徵記載。即：行款、邊欄、版心書名；魚尾形態、刻工姓名摘録（包括刊載位置）；扉頁題刻、牌記或刊記、主要序跋、認定爲本書刊刻時間依據之原文摘録；區别同异版之特徵。最後附著者簡介和稀見品現藏處所。”[1]本書的出版，提供了大量的明人别集的版本信息，成爲研究明人别集文獻不可或缺的工具書，其學術貢獻毋庸置疑。但是其局限也非常明顯，這主要表現在：（一）依然并非全目。儘管三千餘種已經大致網羅了明人别集的主要内容，但相對於七千餘種明人别集總量，顯然尚未及半數。（二）版本信息不全。儘管作者在前言中稱“審校是在覆閲原書、群體比對、反復核校中進行的”[2]，但以一人之力盡閲上萬種明人别集的不同版本，顯然是不大現實的，尤其是海外藏本更是難以實際過目。比如唐伯虎的别集，藏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的《唐伯虎集》二卷是較早的刻本，本應詳細著録其版本信息，但該書却簡單記曰：“十行十八字，綫黑口，左右雙邊，單綫魚尾，尾下鎸‘唐集’。嘉靖甲午袁袠《唐伯虎集序》。”其實袁袠序中介紹説：“唐伯虎詩二卷，樂府、詩總三十二首，賦二首，雜文一十五首，内《金粉福地賦》闕不傳。”[3]如此重要的信息作者未予采録，而在下面《唐伯虎集》四卷之下，却又引曹元亮《伯虎唐先生彙集序》曰：“胥臺袁先生袠重先生文，已刻樂府、雜文、賦四十七首，爲世片玉。”[4]很顯然，曹元亮所記有誤，將袁袠所説的四十九首誤記爲四十七首，如果作者看到過袁序，不可能不指出此一誤記。這種并未過目原刊本而轉録藏館目録信息的情况在以前的各種圖書叙録中是常見的情况，我們也不必由此就苛責編者，但由此在該書中所録版本信息不全甚至有誤的情况也就在所難免。（三）叙録體例限制了明人别集内容的概括。從版本學的角度，叙録所提供的信息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但從使用的角度却依然需要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那樣，認真閲讀别集内容，然後對其創作得失予以簡練歸納。從叙録到提要顯然是需要大幅提升編纂者的學術能力的。以上這些不足其實歸於一個主要原因，那便是目前所能够看到的明人别集的本子依然有限，畢竟叙録工作是依賴於能够見到别集原書爲前提的。

二、明人别集的影印儘管已經取得不少業績，但存在的問題依然很多。李時人對此概括説：“特别是由於數碼印刷技術的發展，各種大型叢書，如《四庫存目叢書》（齊魯書社，一九九四）、《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七）、《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七）、《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一九九七）、《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等先後編輯出版，總計約一千餘種明人詩文别集因此得以通過影印的形式面世。”[5]除此之外，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於二〇一三年影印出版的《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其中有明人别集二百餘種，據出版者介紹，本叢書共收古籍兩千六百餘種，其中《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録者達七百種以上，這批足以填補空白的文獻在本叢書中彌足珍貴，這當然也包含了明人别集的善本。不過與二千六百餘種的總量相比，七百餘種善本畢竟還是占據的少數。以上這些影印明人别集，爲學界提供了明代文史研究的基本文獻，從而大大推動了明代文史研究的規模與水準。對於明人别集整理作出最大貢獻的，當然是二〇一三年由黄山書社出版、沈乃文主編的《明别集叢刊》五輯共一千八百種。這是真正的第一部明代作家傳世作品的總集。雖然在此之前臺灣偉文圖書出版社《明代論著叢刊》、臺灣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明人文集叢刊》等叢書也都有以明人文集叢刊名義影印過一些明人别集，但臺灣影印的兩種叢書，也僅僅包含數十種常見明人文集，完全不能滿足學界研究的需求。《四庫明人文集叢刊》儘管收有明人别集二百二十餘種，但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以四庫本作爲研究的文獻依據，帶有先天的版本缺陷，對於明代文史研究來説，也衹能是起到聊勝於無的作用。而《明别集叢刊》則不同，無論從所選數量還是版本品質上，都是前人所無法比擬的。據編者稱：“《叢刊》底本主要源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明人别集，少數底本缺卷、缺頁者以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天津圖書館、中科院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等藏本補所缺之卷、所缺之頁……從所收版本看，大多是明刊本、鈔本，清初刻本、鈔本，許多集子由於未經清人删削，保存了作品的原貌及許多寶貴資料，更可用來校補後世傳刻本。”[6]儘管這種表述有自我宣傳的意味，但大致所言不差。因爲相比於以前將明人别集裹在大型叢書内的零打碎敲，本叢書畢竟集中展示了明人别集的基本面貌，因而成爲研究明代文史的必備文獻。但是其中缺陷也一望而知。首先是一千八百餘種的總量的確够大，但是能否就可以占到“現存全部明代作者及其别集的三分之二强”依然可以存疑。因爲無論是李時人統計的三千三百餘位作家的存世别集，還是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所介紹的三千六百餘種明人别集，抑或是《中國古籍總目》所概括的七千一百七十五部明人别集，都不能説一千八百餘種就能占到三分之二强。其次是其底本來源的局限性。北京大學與復旦大學固然是收藏明人别集的重鎮，但無論如何也超不過國家圖書館的數量與品質，此一點也是毋庸置疑的。無論出於何種原因，缺乏國家圖書館底本的《明别集叢刊》都不能算是一部完善的明人别集的總彙。其三是所選底本并非皆爲善本。由於受到底本來源的限制，不得不選擇非善本的底本進行影印，從而影響了清晰度。比如姚廣孝的《逃虚子集》，在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和湖南圖書館存有幾個清代鈔本，而《明别集叢刊》却不得不從北京大學圖書館選擇了卧雲山房曬藍印本，這不僅使黑地白字的頁面與其他影印本反差甚大，而且也字迹模糊難以辨識，直接影響了影印本的品質。其四是有目無録的缺失。作爲一部大型别集總彙，當然會對明代文史研究起到直接的推動作用。但可以想見的是，大多數使用别集的學者均非精通版本源流的文獻學家，當他們拿起既無版本介紹，也無作者生平的各種别集時，肯定會有一頭霧水的隔膜感。尤其是那些并非重要的歷史人物與文學名家的别集，更會給人以生疏之感。程千帆先生説：“王鳴盛説：‘目録之學，學中第一要緊事。學者必須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這句話今天看起來還是正確的。研究古典文學的人，連《師石山房叢書》《四庫提要》都不讀，是不知道怎麽‘開步走’的。”[7]治學如此，閲讀使用一部大型别集叢書當然也是同樣的道理，没有目録尤其是詳細的叙録，閲讀者也是很難“開步走”的。可以這樣説，凡是影印大型古籍，理所當然地應該配以較高質量的叙録，或單獨成册，或冠以每部别集之前，或二者同時兼而有之，以方便讀者查考翻檢之便，這應該成爲影印古籍的通則。比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五年所出版的二百册的《清代家集叢刊》，由徐雁平主編，但編者下功夫更大的却是對於叙録的撰寫。他耗時數年，歷盡艱辛，以一人之力撰寫出一百六十萬字的《清代家集叙録》，二〇一七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從而形成了《清代家集叢刊》《清代家集叢刊續編》和《清代家集叙録》的合理搭配，爲研究清代家族文學與文化的學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當然，這部《清代家集叙録》也并非毫無可議之處，比如其凡序跋、題記、凡例等文字照例皆録的做法，固然儘量保存了版本、序跋、體例、内容、作者生平等文獻信息，但也造成篇幅龐大的後果，單獨成書猶可，而置於每部家集之前則有繁冗之弊端。以上指出四點關於《明别集叢刊》的缺憾，當然不是要否定該叢刊的價值與作用，而是説古籍的影印工作還可以進一步完善并做得更好。其實，《明别集叢刊》的這些缺憾并不是目前古籍影印中存在的最大問題。

三、明人别集的深度整理儘管已經有所推進并取得了較大的業績，但因缺乏統一規劃所造成的不平衡現象也相當嚴重。目前已有不少明人别集有了現代整理本，比如《宋濂全集》《劉基集》《王冕集》《高青丘集》《袁凱集編年校注》《陶宗儀集》《陳基集》《眉庵集》《貝瓊集》《烏斯道集》《明太祖集》《徐一夔集》《方孝孺集》《姚廣孝集》《東里文集》《商輅集》《于謙集》《瞿祐全集校注》《曹端集》《薛瑄全集》《陳獻章集》《胡居仁文集》《李東陽集》《何景明集》《對山集》《徐禎卿全集編年校注》《王廷相集》《文徵明集》《唐寅集》《王陽明集》《黄綰集》《王時槐集》《歐陽德集》《胡直集》《劉元卿集》《張元汴集》《薛侃集》《徐渭集》《唐順之集》《楊升庵叢書》《王畿集》《羅洪先集》《徐愛錢德洪 董澐集》《鄒守益集》《顔鈞集》《嚴嵩詩集箋注》《李開先集》《李贄文集》《耿定向集》《茅坤集》《震川先生集》《高拱全集》《楊嗣昌集》《澹園集》《湯顯祖詩文集》《沈璟集》《祁彪佳詩詞編年箋注》《孟稱舜集》《梁辰魚集》《高濂集》《胡應麟文集》《朱國禎詩文集》《沈德符集》《王士性集》《錢肅樂集》《馮惟敏全集》《李攀龍集》《謝榛全集》《徐中行集》《吕坤全集》《羅汝芳集》《正氣堂全集》《止止堂集》《白蘇齋類集》《袁宏道集箋校》《珂雪齋集》《江盈科集》《屠隆集》《周汝登集》《隱秀軒集》《譚元春集》《馮夢龍全集》《凌濛初全集》《臧懋循集》《小草齋集》《游朴詩文集》《張岱詩文集》《咏懷堂詩集》《陳子龍全集》《夏完淳集箋校》《張蒼水集》《劉宗周全集》《歸莊集》《金聖歎全集》《顧亭林詩集彙注》《黄宗羲全集》《船山全集》《朱舜水集》等等。以上近百種經過整理的明人别集是僅就手邊所能看到的予以羅列，當然不是已出版成果的全部，但因本人長期重視明代集部文獻的搜集，應該説大部分整理過的明人别集已展現於此。僅就這些成果看，其整理的程度深淺差异較大。有的衹是選擇一個較好的底本予以標點，使普通讀者可以直接利用而已。有的則重在輯佚，儘量將作者的作品搜羅完備。像宋濂和王陽明的别集，近二十年内就經過兩次較大規模的整理，其主要工作便是輯佚。《宋濂全集》編者黄靈庚在該書序中説：“數十年來，矻矻孜孜，於地志、婺州民間家譜及元、明别集之中輯得遺文殘簡二百餘題，都十萬言餘。任永安博士得《蘿山詩集》五卷傳鈔本於海東，無償貢獻於世，得佚詩三百十一首，余撫摩之久，狂喜不禁。則較己卯校點本，增文二百三十一篇，詩三百二十七首，濂之詩文總集庶幾成全璧矣。”[8]《王陽明全集》的主編者吴光也在編校説明中説：“本書主要編校者之一的錢明先生則二十年如一日地收集整理王陽明散佚詩文以及陽明弟子、後學評論王陽明遺著與思想學説的文字，總計數十萬言，因此，我們計劃在上古本基礎上新編一部《王陽明全集》。”[9]若欲深入系統地研究某位作者的創作特徵與思想體系，當然研究者所看到的文獻越完備越好，因此整理别集的最基礎的工作也就離不開對於散佚作品的輯録。從此一角度説，從事文獻輯佚，無論何種文體、篇幅長短，皆無優劣之揀擇，其要在於真僞之鑒别。另有一些别集則是更進一步的深度整理，這包括對文字之校注與作品之編年。像《袁凱集編年校注》《徐禎卿全集編年校注》等便屬此類。這種深度整理既需耗費時日精力，又要具備較好的專業素養，方能取得理想效果。《徐禎卿全集編年校注》的作者范志新在序言中説：“編年校注《徐禎卿集》，事屬草創。自搜集資料至完稿，費時六載。書成，束之高閣有年。乙酉，得高校古委會贊助，乃重加董理，改以編年體，又閲三年。屈指數來，不意間二十餘年矣。”[10]在當今的學術評價體系中，往往不利於古籍整理的工作，不少學者辛辛苦苦花費數十年的時間精力，在職稱評審與人才選拔中常常比不過幾篇頂級期刊的論文。因此，人們有理由對這些甘於坐“冷板凳”的學者表示真誠的敬意。

在目前的明人别集整理中，也還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問題。首先是缺乏整體規劃所導致的不平衡現象。就目前情况看，整理者的出發點各自不同，有從文學創作成就的高低進行選擇的，比如宋濂、劉基、高啓、李東陽、楊慎、李開先、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陳子龍諸人，均屬一流水準的作家，都得到了足够的關注。有從思想家的角度予以注目的，如曹端、薛瑄、陳獻章、王陽明、李贄、耿定向、焦竑、劉宗周、黄宗羲等，尤其是陽明學派得到了足够的重視，王學弟子中别集被整理者達二十人之多。也有從地域文化的角度被得到重視的，如烏斯道、嚴嵩、謝肇淛、游朴、阮大鋮等。但是其中的選擇顯然存在一定的隨意性，從而産生不平衡的現象。如果從文學成就和影響力來看，既然整理了何景明、徐禎卿、康海等前七子成員的别集，而最具代表性的李夢陽别集却至今無人整理。唐宋派的代表作家整理出了唐順之、茅坤和歸有光的别集，可獨獨缺乏了王慎中，也似乎没有道理可講。後七子中李攀龍、謝榛、徐中行的别集均已有整理本，而影響最大的王世貞却不見蹤影。從地域文學的角度，閩中一帶選擇了謝肇淛和游朴，却没有選擇對於明代文學思想與創作影響更大的林鴻和高棅，這無論如何不能被視爲正常的現象。在這方面，清代的别集整理已走在了前面，目前，由杜桂萍教授領銜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專案“清代詩人别集叢刊”首先從清人别集中選取重要作家五十人，對其别集進行系統的深度整理，最近第一輯五種已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面世。也許對於所選作者依然會有見仁見智的不同，但是有計劃地對一代别集進行分批有序的整理，依然是值得提倡的做法。

其次是底本選擇的隨意性所導致品質的參差不齊。古籍整理的第一步就是要選擇善本作爲點校的工作底本，然後再參考其他相關重要版本進行校勘，纔能保證整理的品質。但由於種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也時常會出現不太理想的版本選擇。比如劉基集子的整理，整理者在前言中説：“此次整理《劉基集》，以《四部叢刊》初編本中所收藏影印隆慶本《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爲底本，此本係據烏程許氏藏明刊本影印而成。并據明初本《覆瓿集》《犁眉公集》、成化本《誠意伯劉先生文集》、錢謙益《列朝詩集》等校補，其底本所未收的劉基作品，今按體輯入各體之後，并作説明。按文體分類，共計二十六卷。”[11]依照一般的古籍整理原則，首選《四部叢刊本》當然没有問題，因爲《四部叢刊》的編選原則便是多選初編本或善本。但劉基的情况可能較爲複雜，因爲現存有明成化六年（1470）的戴用、張僖刻本，較之《四部叢刊》所收隆慶刻本更適合作爲整理底本。因爲成化本不僅刊刻時間早於隆慶本，更重要的是成化本依據劉基早期的各種小集按時間順序進行排列，并保持了原來小集的名稱，其創作的時間綫索一目瞭然。因此，無論從研究一代作家創作與思想演變的角度，還是保持作品原貌的角度，成化本皆優於隆慶本。隆慶本最大的改變是打亂了原來按時間編排的順序，按照文體來分卷。在此，成化本與隆慶本之間由於在編排體例上的不同，體現了古籍整理上的本質差异，無論整理者多麽用力，都無法改變這一體例上的缺陷。究其原因，恐怕還是與古籍影印的品質有關。自《四部叢刊》出版以來，遂成爲文人案頭的必備書籍，使用起來比較方便，但其影印所依底本却并非每部皆爲善本。我想按照整理者的水準與眼光，如果手頭有一部現成的成化本原本或影印本，未必會非要用那樣一個依文體編排的後出隆慶本。因此，大量地挑選善本古籍進行有計劃的影印出版，也是保障古籍整理品質的措施之一。在這方面，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兩期“再造善本”的影印出版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可惜數量依然偏少，需要在這方面繼續作出努力。

其三是集注中古典與今典的比例失調的問題。在古籍整理中，明清别集的注釋與宋以前的注釋原則具有明顯差异。宋以前的古籍因爲已有大量注本存在，後世作者往往衹需將古注彙集起來，擇善而取即可完成大部工作。但明代集部則注釋很少，無法采用集注的方式予以整理，而是需要從頭做起。據目前情况看，不少學者基本是查着辭典等各種工具書來注釋。優點是可以少犯錯誤，缺點是經常衹注古典而不注今典，形成了所謂大家能够知道的著者也知道，大家不知道的著者也不知道的尷尬狀况。這種情形早在從清人金檀注釋高啓的詩集時便已開始。讀其所著《高青邱詩》，對詩中所用歷史典故往往徵引古籍釋之甚詳，而對高啓個人交往及當時世事則或僅引史書或乾脆略而不言。如高啓名作《清明呈館中諸公》一詩，金檀引劉長卿《清明》詩、《玉燭寶典》《江寧府志》等文獻以解釋人名、地名，但對“館中諸公”“禁垣”“故人同待詔”之類的今典未置一詞，那麽此種注釋對於理解該詩依然幫助不大。現代學者在注釋明代别集時沿襲了此一特點，能够做到詞語注釋準確、典故解説明白已是合格之作，而真正做到古典、今典皆通者實爲鳳毛麟角。因爲注釋明代别集，不僅需要具備常規的文史修養，更要對作者所處時代的方志家譜、筆記野史及各種同時代的文人别集皆能遍尋熟讀，方可瞭然於胸。《徐禎卿全集編年校注》的作者范志新談及自己體會時説：“徐禎卿詩文從無注本，兹從各種文集史籍、方志筆記、書畫題跋及近人研究成果，多方搜集鈎稽，於交游故實、經歷地理、前人詩文盡力探本求源。”[12]此可謂心得之言。嚴格地講，合格的明代别集注釋者不僅應該具備文獻學的專業基礎與扎實的文史修養，同時也最好能够在此一領域進行過一定程度的專題研究，如此纔能瞭解那一時代的歷史發展脉絡、文人交游圈子、詩壇掌故情狀、文人習性心態等等，從而在注釋過程中既能在語言層面解説清楚，又能在心靈上做同情之瞭解，如此則其所著成果方可貼近古人，少存隔膜之感。

由上幾個方面可知，明人别集的文獻整理、書目叙録乃是大綱綫索，由此可順藤摸瓜，瞭解其基本家底與版本源流及存佚狀况。影印是基礎，這不僅使一些珍貴古籍得以有效保存，同時爲學界的别集整理提供可靠的基本文獻。校注是普及，通過對明人别集的輯佚、辨僞、勘校、注釋等整理工作，將古代文獻轉换成一般讀者能够閲讀和研究人員可以方便利用的典籍，從而在整體上推進明代文史及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

此次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所影印出版的《明代詩文集珍本叢刊》，是對明人别集整理的一個重要貢獻。本人因長期從事明代文史研究，對於明代文獻懷有特殊的興趣，因此得以有機會先睹爲快。我認爲該叢刊具有以下三方面的長處，對其出版前景抱有良好的期待。

首先是其利用國家圖書館的資源優勢，所選皆爲珍本。該叢書共選出國家圖書館所收藏的明代詩文珍本三百五十三種，其中不乏宋濂、危素、高啓、袁凱、朱賡等名家稿鈔本、精刻本、名家批注本等。更爲可貴的是，該叢書的選目事先做了查重工作，凡是黄山書社《明别集叢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等大型明代詩文集著作已收的文獻，本叢刊便不再收録。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在影印古籍時，始終抱持一種認真負責的態度，其所影印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序言交代：“全書承昔年張元濟先生輯印《四部叢刊》之餘緒，分經、史、子、集四部，但無一書與《四部叢刊》初、二、三編重出，故而本叢刊可視爲《四部叢刊》之再續。”[13]應該説這纔是傳承古代典籍應有的態度，既尊重前人的勞動，又不做重複的工作，從而將自己置身於文化傳承的歷史鏈條中。可惜的是那次所影印的古籍珍本僅收入明人别集七十餘種，難以展現國家圖書館在明人别集方面的收藏業績。此次將其增加至三百五十餘種，可視爲是對《古籍珍本叢刊》的重要補充。考慮到黄山書社所出《明别集叢刊》主要依據的是北京大學圖書館與復旦大學圖書館所收藏的明别集底本，則本叢刊的出版恰可對其進行補缺，從而形成北大圖書館、復旦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鼎足而三的格局，則其對學界的貢獻實在功莫大焉。

其次在影印出版這些明人别集珍本的同時，又專門爲每一部别集撰寫了提要，并單獨出版。這樣既可以使讀者在閲讀别集時對其版本狀况一目瞭然，同時也可以作爲文獻書目加以利用，以瞭解國家圖書館明人别集的收藏情况。就其實際情况看，本叢書所撰寫的提要更接近於叙録的體例，對於古籍影印中如何撰寫提要也是一次有益的嘗試。試以《誠意伯劉先生文集》提要爲例：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二十卷

從該提要所提供的客觀信息上看，完全符合叙録的體例，先記卷數行款，次述作者生平創作，然後引述其重要序文，以明刊刻緣由經過及主要内容，最後再附記收藏情况。其中提供的兩種信息尤爲重要：一是“乃録善本，次第諸集”。説明該刊本是將劉基的《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等初次結集的小集按次序排列，而没有打散另編。這在别集編撰中乃是最接近原本的做法。二是“後爲《四庫全書》所采”。指出了這是《四庫全書》收録時的底本。因爲《四庫全書》收書時版本比較繁雜，又對别集中存有違礙的文字妄加删削，故而四庫本在學界一向名聲不佳。但《誠意伯劉先生文集》的情况却比較特殊，四庫本是以成化刻本爲底本，而没有采用以文體分卷的隆慶本，應該説這是有眼光的。也就是説，從研究者閲讀的角度，如果一時找不到成化刊本，四庫本也是可以參考的，起碼要强於隆慶本。後來《四部叢刊》未加甄别，將隆慶本收入叢刊，不能不説是個小小的遺憾。撰寫提要看似簡單，衹要將版本狀况客觀介紹即可，其實依然需要專業的素養與眼光，從而在簡短篇幅中選擇最有價值的信息提供給讀者。不過如果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體例相比，其間又頗有出入。四庫館臣曾介紹其體例説：“今於所列諸書，各撰爲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爲總目。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説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詳爲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綱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癉，用著勸懲。”[14]從“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與“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詳爲訂辨，巨細不遺”的角度，四庫提要兼有版本叙録的性質，這一點與本叢刊所撰提要是一致的。但從考察“人品學術之醇疵”而“用著勸懲”這一點上，則偏向於道德判斷與政治色彩，本叢刊之提要顯然没有從此一方面落筆。而對“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説之异同”這一點，則是采取了變通的方式，即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羅列衆説的權衡評説改變爲擇其權威之説以作評價的做法。如引《明史》之論劉基“所爲文章，氣昌而奇，與宋濂并爲一代之宗”，顯得簡潔而客觀。我認爲目前做提要的方式還是以客觀介紹版本信息爲主比較恰當。因爲《四庫全書》的編纂本身就帶有較强的政治色彩，因而關注學術是否醇正、人品是否高尚是其必然選擇，再加上撰寫提要者皆爲當時名家，對所評對象往往把握到位，評價允當。現代學者術業有專攻，主要矚目於文獻真僞與版本源流，又一時間難以對作品内容作深入研讀，則其主觀評價也很難恰切。與其言而無當，不如引證權威之論，由此也就形成了目前提要的撰寫方式，即以客觀介紹版本及相關出版信息爲主，引證前人權威評説作爲評價。當然，如果認爲如此寫法與“四庫提要”易於混淆，改稱爲叙録亦無不可。

其三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依據自身豐富的古籍影印的經驗與技術，形成了該叢書裝幀考究、印刷精美的特點。目前國内影印古籍的一般慣例均爲單頁上下雙欄，無論開本大小都是如此，像《文淵閣四庫全書》《文津閣四庫全書》《明别集叢刊》等等皆無例外。本叢書則是采取的十六開單欄影印，因而顯得行款疏朗，字迹清晰，閲讀效果頗爲良好。翻檢各家别集，除了像《少司馬谷公文集》等少數幾種因底本較差而字迹稍顯模糊之外，絶大多數别集的影印本幾乎達到了閲讀原本的效果。我想這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對古籍影印的長期試驗探索有關，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影印出版《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時，儘管采用了十六開的開本，但依然遵循了兩欄的慣例，因而一些底本稍差的别集便達不到理想的閲讀效果。經過了多年古籍影印實踐之後，逐漸探索出了古籍影印的最佳方式。即單欄十六開的影印方式，自一九九九年影印《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到近幾年來出版的《清代家集叢刊》《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等大型影印古籍叢書，印刷品質與裝幀效果均越來越好，而此次《明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的出版正是其長期經驗積纍的結果。

《明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的出版，除了具有文化傳承、古籍保護的價值外，對於明代别集的整理與研究更具有明顯的推進作用。大量珍貴版本的影印出版爲明人别集的校注提供了可供選擇的底本與校本，提要的撰寫豐富了明人别集書目叙録的内容，更不要説還爲明代文史研究者提供了一大批可以直接使用的一手文獻。同時，也希望《明代詩文集珍本叢刊》在版式設計與品質保障方面成爲古籍影印的一個範例，在出版界與學術界産生良好的影響。

[1]崔建英輯録，賈衛民、李曉亞整理：《明别集版本志》，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版，前言第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