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计22937卷（含目录与凡例60卷）、11095册、约3.7亿字，收书七八千种，保存了明永乐朝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素有典籍渊薮、佚书宝库之美誉。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仿真影印出版的《永乐大典》
嘉靖四十一年（1562），明世宗朱厚熜又命重录一部《永乐大典》，自此，大典遂有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之分。离奇的是，永乐正本在隆庆以后不知所踪，下落成谜；嘉靖副本亦是命途多舛，屡遭劫难，目前所知，海内外存世仅见400余册，不足原书的4%，令人扼腕叹惜。这部“合古今而集大成”的旷世宏编、煌煌巨著，由于其珍贵的文献价值和自身不幸遭遇，为后世留下了诸多故事和待解之谜。明太祖朱元璋喜读杂书，洪武二十一年（1388），中书庶吉士解缙上言：“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心经》者，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溺于妄诞，所取不经。《韵府》出元之阴氏，抄缉秽芜，略无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华奥，下及关闽濂洛之佳葩，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欤？”（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解缙《文毅集》卷一）明太祖称善。但由于解缙恃才傲物等因由，修书之事未能启动。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又命侍读唐愚士等人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然而当年闰五月即驾崩，修纂之事随之搁浅。1403年，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位成功后，意图以文治笼络人心，消弥“靖难之变”后朝野上下的不平之气，于是对侍读学士解缙等说：“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六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明通鉴》卷十五）解缙等受命召集百余人，组成修书班子，于南京文渊阁设局开纂。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修成进上，赐名《文献大成》。但朱棣并不满意，认为收书不够，尤其是宫廷新入藏的图书未能收入，于是在永乐三年，又命姚广孝与解缙等重修，这次延揽四方文儒宿学达二三千人。永乐五年（1407）书成，朱棣审阅后甚为满意，亲自撰序，正式定名《永乐大典》。永乐六年冬，清抄工作全部完成，计22937卷，11095册，大体10册一函套，分装1100余函。《永乐大典》皆用明黄色丝绢包面，开本阔大，极具皇家富贵气象。纸张采用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的皮纸，“茧素灿如雪”，是书写的极佳用纸。全书正文用明代官用楷书“台阁体”抄写，书法秀丽工整，书中还配有大量插图，形象逼真。《永乐大典》修成后，最初藏于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北京，大典亦随之来京，先藏于左顺门北廊，后移至文楼。可以说一直深藏于禁中秘府，即使内阁重臣也无权翻阅。而明朝皇帝大多并未直接利用过此书，仅有弘治和嘉靖两位皇帝真正翻阅过。嘉靖帝崇信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案头常置大典若干册，便于随时寻求养生良方。嘉靖三十六年（1557），紫禁城大火，奉天门、华盖、谨身三大殿被烧毁，嘉靖帝担心殃及附近文楼贮藏的大典，一夜之中传谕三四次下令搬迁至古今通集库，使大典幸免于火海。为防不测，他决定重录一部大典。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正式任命高拱、瞿景淳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重录工作直到嘉靖去世次年，即隆庆元年（1567）才大功告成，共耗时五年，嘉靖副本与永乐正本在内容和外观上别无二致。副本一直收藏于皇史宬，直至清雍正间开三礼书局，才搬迁至翰林院。隆庆初年，《永乐大典》副本录毕之后，文献中几乎再难寻到有关永乐正本的记述，迄今为止，亦未发现存世的正本实物，其下落遂成难解之谜。世人对于永乐正本的下落做出了诸多猜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陪葬嘉靖帝永陵说；明万历年间焚毁说；明末焚毁于北京说，此说目前占据主流；明末清初毁于南京文渊阁说；藏于北京皇史宬夹墙内说；毁于清乾清宫大火说。既然永乐正本不知所踪，下落成谜，那么，嘉靖副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据清人高士奇《续编珠》记载，存放在皇史宬的《永乐大典》副本早在明清鼎革之际已有佚失。清雍正间开三礼书局被移至翰林院敬一亭后，副本屡遭厄运，绝大部分被有近水楼台之便的官员盗窃，少数或毁于战火，或被劫掠，流散至民间乃至海外。至宣统元年（1909），翰林院仅存64册，后拨交给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首先看官员的夹带盗窃。明嘉靖、隆庆年间重录《永乐大典》副本之时，大量官员参与誊抄工作，频繁接触正本，正、副本皆有遗失。据明末清初学者张岱《琅嬛文集》记载，其祖父张汝霖曾在官员胡敬辰家中见到私藏的《永乐大典》30余册，他自己也曾在胡家见到20余册。清康熙中期以后，特别是乾隆帝设《四库全书》馆以来，一些官员利用《永乐大典》裒辑佚文，部分官员趁机偷书，副本随之再次流失。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副本已缺失1154册。嘉道年间，翰林院以《永乐大典》编纂《全唐文》《大清一统志》等书，副本又被盗走无算。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官员夹带盗窃之风愈发猖狂，副本开始大规模流散。清末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一人便盗走百余册。这些被盗走的《永乐大典》多被售予各国使节、书肆和文人，通常每册售价十两白银。其次是战火焚毁。相传明末李自成撤出北京之时，部分副本即遭焚毁。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等珍贵古籍惨遭兵燹之灾。1900年6月23日，清军和义和团攻打英国使馆，为使其腹背受敌，焚毁了与英国使馆一墙之隔的翰林院，导致部分《永乐大典》化为灰烬。8月13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幸存的大典被当做砖石，用来支垫军用物资以及构筑战壕、填平沟渠，甚至被用来遮蔽弹雨，《永乐大典》再遭毁坏。再次是劫掠。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大量《永乐大典》被当做战利品劫往欧洲，其中以英军抢掠最多。光绪二十六年（1900），翰林院遭庚子战火焚烧之际，部分《永乐大典》被英国使馆人员运至英使馆，不少使馆人员趁机私自盗走。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部分《永乐大典》又被联军士兵据为己有。据统计，翰林院在“庚子之变”中计遗失了至少605册《永乐大典》。乾隆帝曾叹惜《永乐大典》云：“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核，久阅沧桑惜弗全。”历史的尘埃已经拂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永乐大典》虽为零圭碎璧，然犹可珍惜；残膏剩馥，却沾溉无穷！《永乐大典》收录有上自先秦、下讫明初的七八千种古代典籍，且对所收文献甚少修改，堪称“典籍渊薮”。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诸多珍贵典籍相继亡佚。也正因此，《永乐大典》作为“佚书宝库”的价值日益突显。自明代中期至今，历代学者对《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从未停止，特别是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达到高潮。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总计385种4946卷。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查考唐人世系及生平传记的林宝《元和姓纂》、后来列入“二十四史”之一的薛居正《旧五代史》、研究南宋初年历史的重要史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博济方》《伤寒微旨》、著名的目录学著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依靠这次辑出，才得以流传下来。国家图书馆学者利用《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也很突出，第一任馆长缪荃孙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曾公遗录》《中兴战功录》《明永乐顺天府志》《明泸州志》等书。1929年出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中文采访组组长和善本部考订组组长的赵万里，先后辑出《陈了翁年谱》《薛仁贵征辽事略》《元一统志》等珍贵佚书208种。1965年，他还将家藏2册《永乐大典》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从建馆之初即致力于大典的搜集与保护。百余年来，在社会各界和几代国图人的不懈努力下，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通过政府拨交、海外送还、藏家捐赠、员工采访等多种途径，先后入藏《永乐大典》224册，为已知存世《永乐大典》海内外最大藏家。其中，62册现暂存台北“故宫博物院”。这62册大典是怎么到的中国台北呢？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国立北平图书馆存放于上海的典籍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国使馆联系，挑选部分善本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善本中有60册《永乐大典》。在王重民等人共同努力下，1942年，这些书分装102箱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后来，又将与德国汉堡大学通过图书交换所得2册汇入此批中，共计62册。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先存“中央图书馆”，后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产权仍归国立北平图书馆。《永乐大典》的海外回归主要来自于前苏联和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今德国）。其中1951、1954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和国立列宁图书馆分别将11册和52册归还中国。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访华，将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所藏3册《永乐大典》赠还中央人民政府，后被拨交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收藏。国内方面，鲁迅、袁同礼、郑振铎等人对《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贡献尤著。1909年8月5日，清学部奏请将内阁、翰林院仅存64册《永乐大典》移送京师图书馆，由于这批书被翰林院掌院学士陆润庠搬至其家秘藏，手续未能马上办理。中华民国成立后，鲁迅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事务，他多次向陆润庠索要，这批书最终于1912年7月入藏京师图书馆。袁同礼曾在1929—1948年间先后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馆长。他是世界范围内调查《永乐大典》存世卷目“第一人”。历时十五年，足迹遍及美、英、德、奥等国，对流散国外的《永乐大典》进行调查、收集、复制，至1933年，证实中外公私所藏有349册，基本摸清了海内外所存《永乐大典》的状况，并在任内实现了大多数现存《永乐大典》的影像回归，功绩卓著。袁同礼还先后撰写发表《永乐大典考》等文章，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原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对《永乐大典》的搜集整理尤其关心，对推动建国之初各界献书献宝热潮起到了重要作用。张元济、周叔弢捐赠《永乐大典》,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向我国归还《永乐大典》等事宜,均由其经手并转拨北京图书馆收藏。在其促使下，1951年8月,北京图书馆成功举办《永乐大典》展览，极大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纷纷将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等古籍交由北京图书馆集中存藏。《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后，曾先后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修复。其中2002年开始的规模性修复，在“整旧如旧”原则指导下，国图古籍修复师们创造性地采用了“掏补法”修补技术。即在不拆掉书皮和纸捻的情况下，将补纸按照书页破损形状撕好，涂上浆糊，撤去水分。之后借助竹启子、镊子等辅助工具，将补纸伸进折页中间，对准破损部位，一点一点“掏”着修补。凭借修复人员扎实的技术功底、丰富的修复经验，达到了预期的修复效果。为了更好地存放这一珍贵典籍，国家图书馆还为《永乐大典》专门制作了三个紫檀木柜，柜内设计成浅抽屉样式，每个抽屉内可平放一册大典。2002年4月，国家图书馆举办《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来自中、美、英、法、俄等国的专家学者参会研讨。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呼吁，将散藏世界各地的《永乐大典》汇集一编，仿真再版，得到了各地图书馆的响应。2007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后，一直心系海外《永乐大典》的回归与再造。海外藏《永乐大典》仿真影印出版项目陆续被纳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截至目前（编者注:2021年6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累计仿真影印出版海内外《永乐大典》233册，约占现知总量的56%，包括大陆所藏164册，海外5个国家13个收藏机构的69册，使得这一珍贵古籍能够化身千百，服务社会。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中华文化根脉做出了应有贡献。2014年1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考察时，向澳门大学赠送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印制出版的《永乐大典》仿真影印本，并现场签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十四五”规划首次将古籍和文物并列相提，指出要“加强文物和古籍保护研究利用”，突出了古籍的重要地位。《永乐大典》记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是中华古籍的经典代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指示精神的宝贵资源。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以《永乐大典》为代表的中华古籍对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等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价值。（此文为《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序言）
————————
『相关阅读』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综合编辑室供稿 | 许海燕 编辑 | 田秀丽监制 | 隋阳审核 | 弘文
欢迎到国图出版社官方微店购买；或联系发行部：010-88003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