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 新征程
“弘文十年”今日关注《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原大仿真影印系列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重要出版项目，新时代以来海外藏大典陆续得以出版，有赖于各个方面及海内外专家的支持、协调，这其中有一位英国汉学家对欧洲藏大典出版做出了卓越贡献，让我们走进这位汉学家与《永乐大典》的故事。
央视《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永乐大典》片段
一位国际友人与《永乐大典》的不解之缘——记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何大伟先生文 | 许海燕
9月24日晚，《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CCTV-1）首播，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首期节目带领大家一起识读了中华典籍史上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也是我社的重点出版项目。自2002年起，我社就开始致力于《永乐大典》的整理、出版，迄今已整整20年。除了出版国内所藏《永乐大典》，我社还启动了“海外藏《永乐大典》仿真影印回归项目”，该项目被列入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及“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项目。2013年5月，我社出版《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全三册），珍藏于海外的《永乐大典》由此开始了“回归”之旅，迄今已近10年。
截至目前，我社仿真影印《永乐大典》累计17种273册，约占存世《永乐大典》的62%。海外藏《永乐大典》中，除哈佛燕京图书馆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全二册）、《美国汉庭顿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全一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全一册）、《日本京都大学藏<永乐大典>》（全三册）等已出版。此外，欧洲所藏59册《永乐大典》目前已全部出版，涉及3个国家8个收藏机构。欧洲藏《永乐大典》能够以仿真影印的方式踏上“回归”之路，离不开一位学者的热心帮助，他就是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部何大伟（David Helliwell）先生。2002年4月17日，国家图书馆举办“《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仿真出版首发式”。何先生作为专家受邀前来参会，并提交论文《英国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当时我作为会务人员负责接待工作。
任继愈先生在《永乐大典》会开幕式暨《永乐大典》仿真出版首发式上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何先生，并且与他有过简短的交谈。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聊起仿真影印版《永乐大典》，他说《永乐大典》是给皇帝看的，而他只是一个“poor librarian”（穷图书馆员）。对于这个热爱中国文化、并且能用英文介绍《永乐大典》的专家，我印象深刻、由衷钦佩。巧合的是，《<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这本书后来由我担任责编，于是有机会认真拜读何先生收入论文集中的大作，对他严谨、认真的治学和研究态度有了初步了解。2015年4月中下旬英国伦敦国际书展期间，我社前往英国国家图书馆及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部，洽谈《永乐大典》仿真影印出版事宜。由于前期已经进行了初步沟通，因此拜访过程非常顺利，两个机构均同意与我社合作，我负责后续的联系和沟通工作。当时，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部的负责人就是何大伟先生。何先生的态度非常积极，因此合作事宜在双方洽谈时就已经确定，之后就是双方就合作细节进行进一步的沟通。4月24日，我通过电子邮件给何先生发送了我社草拟的协议，好几天过去了，杳无音信。29日，我给他打了电话，得知他名片上的电子邮箱没有及时更新。他在电话里很热情，立刻告知我正确的邮箱地址，并先给我发来邮件。此后，他的工作效率一直非常高，双方的沟通顺畅而迅捷。5月20—24日，国家图书馆访英代表团前往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部，就《永乐大典》数字化等事宜进行沟通、交流。26日，何先生即委托代表团带回了存有全部19册《永乐大典》高清电子文件的硬盘。在何先生的努力推动之下，我社与博德利图书馆的合作出版自始至终都非常顺利。 在这一过程中，何先生认真负责，对我们临时提出的各种具体而琐碎的要求都一一落实，比如，提供博德利图书馆的logo供我社使用，提供博德利图书馆所藏19册《永乐大典》的立体书影，等等。如果赶上出差或者因故外出，不能立刻完成某些事情，他也会先在邮件里加以说明，并告知确切的完成时间。比如，为了选取尽量接近明嘉靖《永乐大典》正文纸张厚度的宣纸，2016年7月6日，我发邮件询问何先生能否帮忙测量卷5244—5245 (72个筒子页) 和卷7677 (30个筒子页)的厚度。他第二天就提供了相应的信息：厚度分别为17.15mm和7.2mm，并且注明这只是正文的厚度，而不是全书的厚度。通过比较得知，嘉靖本《永乐大典》的纸张比我社之前使用的纸张更薄！与此同时，经由何先生介绍，我社与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也取得了联系，并很快得到该馆所藏1册《永乐大典》的出版授权及高清电子文件。2015年年底，《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全十九册）及《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一册）顺利出版。除了积极帮助我们与其他藏书机构沟通联系，何先生还向我们提供了他自己撰写的《欧洲图书馆藏<永乐大典>》一文。文章逐册介绍欧洲8个图书馆所藏59册《永乐大典》的来龙去脉及相关信息，对于《永乐大典》的研究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为便于国内学者阅读、使用，征得何先生同意之后，我着手把这篇文章译为中文。他还表示，这篇文章可以任意使用，发表后只需要给他两册样书就行。由于文章内容非常专业，因此翻译过程中需要不时向何先生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详细解释。比如，文中多次提到某册《永乐大典》内封上贴有form，form有表格、形式等意思，但根据上下文，上述意思均不准确，于是我向何先生求救。他除了详作解释之外，还把张升先生撰写的《<四库>馆签佚书单考》一文发给我供我参考。原来，form在这里是指“签条”，即乾隆时期《四库》开馆期间对《永乐大典》辑佚时的签佚书单，这些签条是研究《永乐大典》辑佚的珍贵一手资料。从邮件里得知，何先生还曾为张升先生提供过一些张先生所没有的签条，供他研究使用。又如，文章有一处提到原书的paper（纸）screw（螺丝），查了很多资料还是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何先生告诉我paper screw对应的中文是“纸捻”。写到这里想起来，何先生虽然听不懂也不会说中文，但是能阅读、书写中文，而且是繁体中文。为了尽量保证译文的准确性，何先生还请其同事邵玉书（Joshua Seufert）及其夫人刘楠楠（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德国美茵兹大学）进行审校。这件事情让我再次领教了何先生的严谨认真。从何先生的论文中我们还了解到，英国阿伯丁大学图书馆所藏一册《永乐大典》就是何先生本人发现的！原来，何先生很早就开始关注《永乐大典》，而且多年以来一直未停止对《永乐大典》的研究。1997年4月，阿伯丁召开了一个纪念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逝世100周年的会议，何先生受邀参会。在会议期间图书馆的一次聚会上，他问在场的一个图书馆员，该馆有没有中文藏书。该馆员唯一能想起来的就是一册黄色封面的大书，正文是朱、墨两色。这只可能是《永乐大典》！第二天对这本书的鉴定证实了何先生的推断。这就是阿伯丁大学所藏《永乐大典》的发现过程。由于何先生是该册《永乐大典》的发现者，在他的帮助之下，我社与阿伯丁大学的沟通过程非常顺利。阿伯丁大学对此事也非常重视，特意委派该校Christopher先生将该册《永乐大典》光盘带至北京，并于2016年4月5日上午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了简短而隆重的捐赠仪式。2016年4月5日上午，英国阿伯丁大学藏一册《永乐大典》光盘捐赠仪式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有24册《永乐大典》，在欧洲的收藏机构里面是藏量最多的。尽管对方同意合作，但当时这些《永乐大典》尚未数字化，而且既没有所需的资金，也没有数字化的标准。关键时刻，也是何大伟先生出面，为对方的数字化提供了技术上的帮助。何先生的鼎力支持直接加速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数字化的顺利完成，也推动了我社仿真影印项目的进展。2016年年中，何先生到北京出差，来之前发邮件问我能否拜访出版社。我们当然非常欢迎，在邮件里与何先生约定时间。7月1日下午，他给我打电话说已经出了西四地铁站，于是我出去迎接他。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在路上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他依然是记忆中那个彬彬有礼、风度极佳的英伦绅士，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对何先生给予的大力帮助表达了真诚的谢意，并再次拜托他协助我们联系其他机构。何先生表示一定会尽自己所能帮助我们。何先生还在电脑上为我们演示了他为博德利图书馆中文古籍编制的目录。这个目录全面、专业，还附有清晰的书影，检索、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为沉睡在图书馆里的大量中文古籍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大门。言谈之间，何先生对中文古籍以及编目工作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感动！交谈中得知，何先生不仅与《永乐大典》有着不解之缘，而且与国家图书馆及我社也有很深的渊源，时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在博德利图书馆工作期间，何先生看到了由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肖振棠、丁瑜撰写，我社1980年出版的《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一书，如获至宝。但这本书比较简单，而且没有图片，仅靠阅读还是无法掌握装订修补技术。于是，1987年，何先生第一次来到中国，找到了北京图书馆有关负责人，并在他们的帮助和指导下，将这本书译为英文。这么算下来，何先生与国家图书馆至少已经有33年的渊源！2016年年底，《大英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全二十四册）与《英国阿伯丁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大典>》（一册）出版。此后，何先生继续热心地牵线搭桥，帮助我社与欧洲其他几个收藏机构联系《永乐大典》出版事宜。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不过之后的联系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候甚至一波三折。比如，有的收藏机构对于授权出版并不积极，何先生得知后就从中帮忙沟通协调；有的机构虽然有合作意愿，但是没有能力或者经费进行数字化，因此起初的报价极高，何先生就亲力亲为，想方设法既帮助对方解决数字化问题，又将费用降到我们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至于对方联系人出差、休假，甚至中途更换联系人，更是数不胜数。在漫长的联系过程中，各种状况层出不穷，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与努力，但何先生的态度始终如一，热情真诚，认真务实。各种合作细节的沟通和确认非常繁琐，过程十分漫长。这些事情对出版社来说责无旁贷，对何先生而言却是额外工作，而他出于对文化的热爱，始终毫无怨言，甚至乐此不疲！经过多次沟通，最终欧洲8个收藏机构全部与我社达成合作，顺利提供出版授权和高清电子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仿真影印出版《爱尔兰切斯特·比蒂图书馆藏<永乐大典>》
2017年至今，欧洲另外四个藏书机构的《永乐大典》也陆续出版，分别是《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全二册）、《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永乐大典>》（全四册）、《爱尔兰切斯特·比蒂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全三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藏<永乐大典>》（全五册）。期间，何先生于2017年9月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退休。他发邮件告诉了我退休之后的新邮箱。出于对中文古籍编目工作的热爱，他退而不休，继续在图书馆进行中文古籍的整理、编目工作，虽然图书馆并不支付他报酬（ “They no longer pay me!” ）。与此同时，他对影印出版《永乐大典》工作的推进也没有丝毫懈怠。尽管前后历时好几年，过程也很坎坷，但在何先生的鼎力帮助之下，欧洲藏《永乐大典》仿真影印回归终得圆满。何先生功不可没！2020年7月，国人在巴黎拍卖会上购得法国新发现两册《永乐大典》之后，我给何先生发邮件分享了这个好消息。他很快就回信了，说收到我的邮件非常高兴，因为他正要告诉我这件事情，结果我捷足先登了。由于网上的信息有限，因此他向我了解更多拍卖的情况。可见，他依然在关注《永乐大典》。当时欧洲的疫情仍不乐观，他说全家人都挺好，只是见不到孙子有点儿郁闷。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仿真影印出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藏<永乐大典>》时光飞逝，转眼间“海外藏《永乐大典》仿真影印回归项目”已进行了近十年。人脑的记忆是有限的，而互联网的记忆则是无限的。感谢万能的互联网，保存了这一过程中的诸多细节。浏览这几年与何先生的往来邮件，粗略统计有200余封，很多已经被遗忘的细节都在邮件里得以重现。如果不及时加以整理、记录，这段合作的佳话或许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之中。因此，在本项目即将迎来十周年之际撰写此文，一来表达对何先生的衷心感谢，二来进行回顾与小结，同时衷心希望本项目早日圆满收官！本文作者许海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综合编辑室主任，副编审。供稿：许海燕 编辑、监制 | 隋阳 审核 | 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