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敦煌 | 《敦煌遗书书法选集（第三、四辑）》出版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项目
敦煌遗书书法选集（第三、四辑）
国家图书馆 编
每辑定价：480元
ISBN：978-7-5013-7424-3（三辑）/978-7-5013-7425-0（四辑）
内容简介
《敦煌遺書書法選集》擬刊布400餘件書法水準高超或具有書法史意義的敦煌遺書，其中絶大多數選自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少量選自中國敦煌研究院、法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圖書館等機構藏較有書法特點的部分敦煌遺書。時代涵蓋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吐蕃占領河西時期和歸義軍時期，跨度達600餘年，以大量樣本清晰地反映了中古時期中國書法的演變。印刷采用原大彩印方式，用圖選自中國國家圖書館所攝高清數位圖片，版面設計賞心悦目。入選的敦煌遺書均全卷影印，相當於刊布了一大批文獻的清晰圖版，部分地滿足了敦煌學界使用敦煌遺書彩色圖版的需求，在書法價值之外兼具一定的文獻價值。本書附有各寫卷簡明提要，著録名稱、卷次、著譯者、外觀基本特徵、抄寫年代、重要題記勘記等内容，爲讀者深入瞭解各件敦煌遺書的價值提供了便利。
爲了方便廣大讀者購買使用，《敦煌遺書書法選集》以時代爲序，分輯出版，每輯10册。本次出版第三、四輯。第三輯收録南北朝時期寫成的敦煌遺書20種，第四輯收録南北朝時期寫成的敦煌遺書21種。《敦煌遺書書法選集》的出版，對於讀者研究中國古代書法史及學習書法，具有很高價值。
内页欣赏
前 言
據統計，目前全世界各單位收藏的“敦煌遺書”，總數約有五六萬件，包括文獻典籍、社會文書、檔案資料，以及大量習字雜寫等等。敦煌遺書的出現，促成了“敦煌學”。敦煌遺書涉及的領域廣泛，研究者各取所需。整體而言，敦煌遺書的價值，可以概括爲三個方面：一是文物價值，二是文獻價值，三是文字價值。在敦煌遺書研究中，這三方面因素相互交織，組成認識敦煌遺書的基礎。
敦煌遺書的“文字價值”，不僅體現在豐富的民族文字，填補了部分歷史階段史料的匱乏，還提供了豐富的書寫實物，對認識中國各時期書法特點和書寫習慣，提供了無比珍貴的史料。也因此，“敦煌遺書”纔與“甲骨文”“漢簡”“滿文老檔”并稱二十世紀的四大重要文化史料，使“敦煌學”成爲全世界關注的“顯學”。
敦煌遺書涉及的時代長，地域跨度大，内容廣泛，字體字形變化也大，絶大多數殘頭斷尾，無題無款，不知抄寫年代，甚至舊紙正面文字與背面文字年代相距甚遠，給研究帶來困難。因此，辨識敦煌遺書書法文字特點，考察和推斷敦煌遺書的書寫年代，成爲敦煌學研究一項重要内容，也是鑒别敦煌遺書真僞的重要環節。
國家圖書館從一九九〇年開始，在任繼愈館長指導和關懷下，由方廣錩先生組織整理編輯小組，全面整理敦煌遺書專藏。到二〇一二年已將館藏一萬六千五百餘號敦煌遺書全部整理完畢，影印出版大型圖録《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一百四十六册。該圖録在每册附有揭示各號文物、文獻狀况的“條記目録”。“條記目録”的作用，是希望儘可能補充圖版信息量的局限，通過文字描述，揭示敦煌遺書的“文物”“文獻”和“文字”信息。但是，畢竟僅僅依靠黑白圖版和“條記目録”還有很大局限，敦煌遺書的許多重要信息，比如歷代書寫字體的演變、硃筆文字、硃色點標校勘，以及原件行文狀態等，不能得到全面揭示。因此，編輯一部“敦煌遺書書法選集”，展示更多的敦煌書法風格、典籍抄寫特點和書寫習慣，是有必要的。
敦煌遺書上溯東晋（四世紀），下迄北宋初（十一世紀），字體變化很大。就敦煌遺書的書法風格而言，大體可以從三個方面觀察：字體、字形、書體風格。字體，指書法形體，包括篆、隸、楷、草等；字形，可以分爲正體、异體、别體、俗體等；書體風格，可以理解爲字的“形狀風格”，取决於書手個人書寫風格，也取决於時代“潮流”。
此部《敦煌遺書書法選集》（包括少量吐魯番地區發現的古寫經），以歷史時代爲脉絡，分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吐蕃占領河西時期、歸義軍時期等階段。
四至五世紀的東晋時代，去漢未遠，字體保留了濃鬱的漢隸風格，書寫風格緊凑，字形多呈“團縮”狀；字形古拙，异體、别體等古體字較多，文獻形態也更多地呈現出早期傳本的特點。比如BD07348號《優婆塞戒經》、BD14454號《大智度論》、BD06324號《小品般若經》等。
五世紀中期以後的南北朝，南北方字體都發生了較大變化，由漢隸風格逐漸向楷書過渡，早期的隸書風格似乎還比較强烈，但字體結構已經楷書化，比如BD00076號《戒緣》下卷，題記：“比丘法救所供養經，太安四年七月三日唐兒祠中寫竟。首（手）薄可愧。願使一切□…□。”此卷爲北魏太安四年（四五八）寫本，字體依然保留許多隸書筆體，經文中也大量保存了别體字、异體字，字形却開始向楷體結構轉變。又比如BD14472號《大方廣華嚴經》卷第八，公元五一三年抄寫，字雖仍然呈現隸書體，但經文中已少有异體、别體等古字。
這個時期的敦煌遺書中，還保存了少量行書、草書抄寫的文獻，以佛教經典注疏爲主，這可能是存世比較早的一批行書、草書抄寫的典籍實物了，比如BD01032號行書《維摩經義記》、BD05210號帶有章草風格的《涅槃經義記》等，書寫者個人風格躍然紙上。
隋代短祚，但在敦煌遺書中，隋代寫本是最有特色的一個部分。比如BD14925號《大方等大集經》卷第二十六，卷尾有題記：“開皇三年（五八三）歲在癸卯五月廿八日，佛弟/子武侯帥都督宋紹遭艱在家，/爲亡考妣讀《大集經》《涅槃經》《法/華經》《仁王經》《金光明經》《勝鬘/經》《藥師經》各一部。願亡考妣神/游净土，不經三塗八難，恒聞佛/法。又願家眷大小康佳，諸善日/臻，諸［惡］雲消，福慶從心，王路開/通，賊寇退散，受苦衆生，悉/蒙脱解，所願從心，一時成佛。”這是隋開皇三年（五八三）宋紹讀經發願文，雖然不一定是開皇三年所寫，然大體時間應相去不遠，可以視爲南北朝晚期到隋之間的寫經。
又如BD14483號《佛説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卷下，有題記：“大陏（隋）開皇廿年二月十五日，佛弟子索/顯誓發願息洪相造《仁王經》一部，并及/莊嚴悉訖。又願洪相見存父母六府（腑）康/和，衆魔隱塞。世世常近父母邊供養、供/給。恒願諸天、諸佛，擁護易接，歷劫不墮/三塗八難，子孫衣食豐饒，奴婢成行。逮及/見眷屬并得平安，共一切衆生，相將成佛。/經生茹長愻。”此件紙張細密均匀，字體結構還保存有一些隸書風格，但已經向楷書轉换，這是典型的隋代寫經，時間是公元六〇〇年。
兩漢以來行用的隸書體，到隋代基本完成楷書化，此時期，字體間架和筆意還保留了一些隸書“韵味”，字形略扁，但是，書寫整體氣息與南北朝時期已迥然不同。
唐代在大一統社會背景和文化氛圍影響下，過去受地方政權和地域影響下的异體字、别體字，被官方認定的楷書體迅速替代。唐代官方提倡官楷，成爲當時書吏必須掌握的技能。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五記載：“大曆中（七六六—七七九），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再三擲筆，高尺餘，未曾失落。書迹官楷，手書不如也。”唐人寫經也受時代潮流影響，字體圓潤，舒朗靈動。加之唐代政府厘定古字，唐代正規抄經大多用正字，南北朝時的别體字、异體字被統一的楷書體取代。當然，民間雜寫的底稿、賬目用字又當别論。又比如：BD14422號《金剛經》卷尾有功德銜名：“咸亨四年（六七三）十月廿八日書手由吾巨言寫/用紙十二張/裝潢手解善集/初校書手裴約/再校書手裴約/三校書手裴約/詳閲太原寺大德神苻/詳閲太原寺大德嘉尚/詳閲太原寺寺主慧立/詳閲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少府監掌冶署令向義感/使太中大夫兼檢校將作少匠永興縣[虞昶]監。”武則天母親楊氏去世後，武則天命宫内寺院爲母親祈福抄寫《金剛經》《法華經》，代表了當時官方推行的字體樣式。八世紀後的寫本，較初唐時期的“圓潤”，變得更爲“硬朗”，當然，就整個字體結構而言，“官楷”的氣韵依然保存。比如：BD15396號《首羅比丘經》、BD15369號《佛爲心王菩薩説頭陁經》等，代表了八世紀中期的抄寫風格。
七七六年，吐蕃占領敦煌以外的河西地區，七八六年（唐貞元二年），敦煌陷落。這個時期，河西走廊與内地的經濟、文化、人員交流被極大限制，物資匱乏，甚至傳統造紙與製筆的原料，也極度短缺。此後很長一個時期，敦煌與河西走廊長期相對獨立，反映到典籍製作和流通方面，此時期敦煌地區的文獻典籍，從書寫風格到載體材料，乃至裝幀裝潢形態，都逐漸呈現該地區特有的風格和特點。比如：BD14130號《最妙定勝經》、BD03757+3756+3759+3754+3767等號綴合本《毗尼心經》等，字體結構雖然還保持八世紀中期以前的書寫風格，但是，如果觀察紙張，可以知道，這已經是吐蕃占領時期的寫本。吐蕃時期最有特點的寫本，還有幾類：比如BD14728《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BD03482《瑜伽師地論隨聽手記》，是一批僧人的授課筆記；比如BD04548號《無量壽宗要經》，是當時人爲吐蕃王祈福的抄經；再比如BD03355號《佛説大乘稻芉經》等，是吐蕃統治敦煌時期，敦煌民間佛教信仰的重要實物材料。這些寫本資料，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
八四八年，敦煌百姓推翻吐蕃統治，八五一年，唐政府在敦煌設置歸義軍節度使，敦煌進入歸義軍時期。原來唐人寫經那種豐滿圓潤的字體風格，已經蕩然不存，比如BD03681號《法華經》、BD14068號《維摩詰經》、BD06459號《大佛頂首楞嚴經》等，都具有這個時期的典型書寫風格。歸義軍時代晚期，更有一批《佛名經》，比如BD15289號《賢劫千佛名經》等，字體舒朗肥厚，紙幅擴大堅韌，紙質均匀細膩，成爲收藏界追捧的目標。
敦煌遺書中還有一批頗具特色的寫本，成爲研究各時代書法和寫本的難得資料。
硃筆：敦煌遺書中的硃筆，包括硃筆界欄、點標科分、校勘塗改，題跋落款、整卷硃筆抄寫、硃筆經文墨筆疏釋，以及血書、血墨混合書寫等。
硬筆：硬筆寫本歷代皆有，但格於條件所限，認定硬筆的抄寫實例，頗有難度。本集選定一批硬筆書法，特徵比較明顯，或許可以爲研究者提供一些資料。
小字密行本：現所見正規的古寫經，多爲每行十七字，比如旅順博物館藏吐魯番吐峪溝出土的西晋元康六年（二九六）《諸佛要集經》，是現存最早有紀年的紙本文獻，以後各代寫經行款，大多如此。但是到中唐以後，特别是吐蕃、歸義軍領有敦煌時期，出現一批小字密行本抄經，甚至卷品開合也有改變，成爲一時特色。
編輯敦煌遺書書法選的難度在於選輯有特點的書法，哪些寫本具有時代特色，是我們非常糾結的難題，特别是大量没有紀年款的寫本，字體風格相似，時代相近，紙張亦相似，一定要硬性排列出一個前後次序，不僅有難度，而且缺乏可信度。《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條記目録”，對此的處理辦法是“宜粗不宜細”，比如唐代寫本，可以分爲七世紀、七—八世紀和八世紀。因爲，字體是時代的符號，但是字體的流傳有生命。一個人的生命總有幾十年，在這個時期，同一種字體可能長期存在。同理，字體不同，不等於書寫時代不同，同一個時代，由於書寫者個人的職業、知識、習慣不同，書寫風格各异，則是常態。因此，對大量時代相近的寫本，我們也衹能在參考字體書風的同時，再參考紙張特點、典籍形態特點，適當集合排列。
本《敦煌遺書書法選集》的體例，以敦煌地區歷史時期爲序，魏晋南北朝、隋代，依據題年和書法特點，將時代相近而無紀年的，依時代繫入。唐代部分，依據紀年分爲七世紀、七—八世紀和八世紀三個部分，没有紀年款的，根據特色，各歸其類，比如硃筆資料、道教寫經、行書草書等特色寫本，附其年代之後。吐蕃占領河西時期和歸義軍時期的敦煌遺書，除紀年寫本外，還有一批以天干地支紀年的寫本，很難明確認定年代，這批寫本，我們衹好附於有紀年本之後，并將小字密行本、硬筆書寫本、硃筆寫本等特色寫本附在各時代之後。總之，我們希望通過編輯這樣一部《敦煌遺書書法選集》，讓敦煌遺書的“文字價值”得到更多展示。當然，限於我們的經驗和認識，肯定會有不少錯誤，冀望之後能够不斷補充完善。
這部《敦煌遺書書法選集》，以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品爲主，也收録了敦煌研究院和法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圖書館幾件收藏品，在此對他們的支持，表示感謝！
編者
二〇二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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