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一 | 章学诚思想研究典范之作 ——评陈其泰教授解读《文史通义》

摘要：陈其泰教授解读《文史通义》一书系统阐发了章学诚重构经史关系和发展史书编纂体例的贡献，阐释了章学诚对“道”的探索、重经世贯通的学风和独特的教育思想，对于建设史学理论领域自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重要意义，为章学诚思想研究的典范之作。

作者简介：张淑一，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2022年6月，陈其泰教授解读《文史通义》一书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全书共40余万字，选取《文史通义》一书中自《易教》上至《家书》六共36篇具有典型意义的篇章进行解读。书中设“导读”“注释”“点评”三个环节，从不同角度对《文史通义》的作者和作品进行了诠释。“导读”居全书之首，主要介绍章学诚的生平事迹，《文史通义》的成书经过、主要内容、学术成就、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等。“注释”为解释各篇中的疑难字词，串讲句子大意，对一些生僻字则注明读音，便于读者阅读。“点评”分为页旁批注和篇末整体点评两种，旁批概要萃取一篇中的思想精华，画龙点睛；篇末评语则撮述该篇核心问题，概括全篇要旨。

书中还附有清代王氏十万卷楼抄本和民国十一年（1922）吴兴刘氏嘉业堂刻《章氏遗书》本两种《文史通义》的善本书影，以展现典籍的历史形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丛书之一，这部书从多方面展示了陈其泰教授对清代史学评论名作《文史通义》的匠心阐释和其本人老骥伏枥、追求学术的斑斑心血。

01

深刻阐发章学诚重构经史关系

和发展史书编纂体例的贡献

对于如何正确看待“经”的价值，《文史通义》首起便是有关儒家经典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诸篇。在《易教》上里，章学诚开宗明义：“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直接指明儒家经典是古代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记录，是通过社会实践得来的历史的产物，他批评视六经为古代圣贤头脑中所天然具有之“圣思”的经学迷信认识，以《周易》为例，指出《周易》的意义在于“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政刑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自然，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即《周易》依据的是天理自然，是文王、周公等人为了西周新王朝的政治教化，引用卦爻辞的变化来演示神妙的道理以资礼乐政刑之所不及，与后世方士利用谶纬神怪愚弄百姓不同，其本质上是有关政治和社会变化的阐释之书。而与《周易》作为演化天道之书一道，“《礼》《乐》《诗》《书》，与政、刑、教、令，人事也”，即《礼》《乐》《诗》《书》等经典也是与政、刑、教、令相结合的人事之书，“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均为帝王治国理政的产物。

陈其泰教授在解读中深刻指出，自汉代确立儒学独尊地位以降，由于历代帝王的提倡和儒生的鼓吹传播，儒家经典不断被神圣化。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是在“儒家经典是如何形成的”这一根本问题上，对长期以来的经书神秘化观点提出了挑战，重新构建了经史关系，具有深刻的哲理意义和明确的针对性。儒家经典地位虽高，却并非文王、周公、孔子等圣人贤者闭门造车搞出来的神秘教义，而是与社会生活人伦日用密切相关的历史记录。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将帝制社会所崇尚的六经教条从神坛上拉了下来，把六经作为古代典章制度的源流演进进行处理，将其置于历史的范畴中进行考察，从反映社会实践的角度来评价儒家经典，用历史分析的方法研究它，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在乾嘉时期就开启了学术风气向近代转变的先河。此后龚自珍、王国维等人提出的“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以史治经”等主张，皆是在章学诚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在总结和发展传统史书编纂体例的问题上，章学诚将中国古代全部载籍概述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撰述”指创作性著作，“记注”指史料性著作，其谓之“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圆而神”指编纂体例不拘一格，因需盈缩；“方以智”谓体例相对固定，规范但缺少变动。章氏梳理了自先秦以至汉代的史书体例演进线索，归纳为“《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 又云：“然而固《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 “纪传之最鄙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猬，不可究诘，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 章学诚将富于活力的“体圆用神”原则称为“腐朽化神奇”，而将自马班以降在长期保守风气下形成的因循旧例的修史弊端比作“神奇化臭腐”。他将改革史书编纂体例的希望寄托于南宋袁枢发明的纪事本末体上，谓之“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主张应“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以开拓史书编纂的新路。

陈其泰教授解读说，章学诚自觉运用辩证的方法和对学术发展的使命意识，以贯通上下的眼光分析了三千年史学编纂体例的起伏成败，其对于由《尚书》变为《左传》的编年体，由编年体到司马迁发凡起例、纪传表书互相配合而成的纪传体，乃至接下来各有心裁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都备加称许，谓为“史学三长”——史才、史识、史学相结合的典范。但纪传体沿用既久，产生积弊，后世修史者拘守成法不求发展，竟“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芜滥浩瀚，冗复疏舛，使史才、史识、史学都成为史书体例的附庸。章氏综其一生辨析体例的真知灼见，提出只有坚持“体圆用神”的精神，灵活运用编纂体例，将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二者打通，既保留纪传体范围广、包容性强、能反映社会多方面情状的优势，又发挥纪事本末体线索清楚、起讫自如的优点，才能救治帝制社会后期正史修撰体例庞杂、历史大势难以贯通的弊端。陈其泰教授阐发说，章氏以卓著的睿思、远远超越当世俗儒的见解，将诸多传统体裁的精华吸纳其中，为历史编纂理论改革指出了新方向，其设想符合进化史观下史学发展的阶段性，是综合探索史书编纂新体例的新突破。其虽然在当时备受非议，却对后世有巨大的启蒙意义。民初以后，中国史书编纂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启了纪事本末体与西方章节体相融合的实践，从梁启超、章太炎编纂之《中国通史》，到20世纪末白寿彝主编之《中国通史》，体例上都受此启发。

02

匠心阐释章学诚对“道”的探索

和重经世贯通的学风

《文史通义》有《原道》三篇，章学诚在《原道》上就提出：“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 阐明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初，就存在反映阴阳轮转四时变化的“道”了，人类即使在原始群居阶段，也需要保障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这就是作为社会规则的“道”的最初形态。而后随着生口繁衍，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部落、部族、阶层、等级随之出现，“道”的内涵也愈趋丰富，仁义忠孝、刑政礼乐等各种观念制度，在客观需要的推动下成为现实。与否定儒家六经的神圣性一样，他也否定“道”是由圣人天纵聪明创造出来的，认为“道”是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的演进从简到繁的，其谓：“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以而出之，故曰‘天’也。”

章学诚还反对千百年来儒生把儒家代表人物和经书当作“道”本身的迂腐观念，指出儒家圣贤只是对社会情势有敏于常人的认识，经书也只是“道”的载体，其本身都不能与“道”等同。其于《答客问》上慨叹：“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 又言“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道”寓于由圣贤之言构成的经典之“器”中，是“器”背后的哲理和规律；“器”作为“圣贤”思想观念的载体，是政治与社会实践的产物，所以其又谓“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未尝别见其所载之道也”。

陈其泰教授在解读中指出，章学诚《原道》三篇道出了历史哲学中三个紧密联系的命题：道并不玄妙，更非出自意志之“天”的神秘安排，只是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原理和法则，“道出自然”并“渐形渐著”，是在“不得不然”的客观趋势下形成的；作为万事万物运行法则的“道”，和万事万物的具体形式是有区别的，所谓“圣人”只是“道”的总结者和传播者，却并非“道”本身；“道”与事功密切相连，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发展，六经不能穷尽“道”，当世学者也应担负起“随时撰述以究大道”的责任，不断总结出新的“道”。

他称许说，《原道》三篇堪称清代乾嘉时期历史哲学领域的瑰玮篇章，是章学诚对事物发展的法则性、规律性的探讨，要评价章氏这一历史哲学的价值，需将其置于乾嘉时期学术风尚和中国古代思想史演变趋势之下，在当日士林普遍“以补苴襞绩见长，以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的社会氛围下，章学诚却勇于回应时代问题，冲破当时浓厚的脱离实际埋首故纸堆的风气，探求作为人类社会规则之“道”的本质，努力建立新的哲学观和价值观。同时章氏没有作纯理论经院哲学式的玄思默想，而是把对“道”的探索与学术风气、治学宗旨的健康偏枯联系起来，因而其哲学主张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创新性和超前性。当时一些学者因为自身视野的局限，诬称章学诚“道”的思想是孤陋寡闻的乡曲之学，其实这正是章氏见解超出同时代人眼界的曲高和寡之处。

乾嘉时代的学者往往皓首穷经，沉浸于版本校勘、训诂注解、排比材料、辨伪辑佚诸考据之学当中，当时号称“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学者们埋头于琐屑考证而罕言宏观问题，也极少关心书斋里的学问能否对社会现实有所观照。章学诚生于乾隆三年（1738），卒于嘉庆六年（1801），为典型的乾嘉时人，然而在学术追求上，却没有走同时代多数知识分子的道路，他反对“相与锱铢而较，尺寸以绳”的饾饤之学，秉持“识古人大体”“别识心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研究旨趣，以整体通观的视野探究古今学问义理和学术源流，检讨流行学风与治学方法的弊端。他怀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之念，批评脱离实际的无用空谈，坚持“经世致用”是学术研究的根本，呼唤学术回应时代的需求。

章学诚在很多篇章里表达了对单纯满足于考据之学的批评，指出考据只是做学问的基础，考据是“学问”，却并不等于明晰古人著作之深刻含义的“功力”。他在《申郑》篇里说：“至于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 他把考据比作治学的舟车，认为人要到达目的地确实需要舟车作为工具，但人不能一辈子坐在舟车中茫茫然随波漂流，做学问确实需要以考据作为手段，然不能沉溺于考据而忘记经世济民的目的。章学诚深谙流行学风之弊而积极要求变革，主张“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而《文史通义》的命名，就体现了章氏与局限于一隅的狭窄研究路数迥然有别，他强调“通”，横向上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区隔，以打通整个文史领域作为著述的宗旨；纵向上则继承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传统，做贯通古今的宏观思考；而其最鲜明的旗帜是“义”，与醉心训诂考据之学大异其趣，他主张要以思想、观点、哲理作为文史研究的主线，以经世济民为治学根本精神，谓“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

陈其泰教授解读指出，章学诚重贯通经世的精神和对当时学风弊病的针砭，是对清初进步思想的发扬，他继承顾炎武等思想家的旗帜，倡导学术要紧密联系社会生活，批评当时学者埋头考据，把“功力”当作“学问”，对书斋之外的国事天下事漠不关心，是背离了学术经世济民的终极关怀。乾嘉考据之学固然有其价值和成就，但对原始资料的整理与提炼出思想精品之间有本质的不同，文史之学向来承担着明得失、知兴替的社会功能，学者如果研究领域过于偏狭，宏观视野欠缺，不关注重大社会事件和基本理论问题，学术就会丧失应有的精神境界和自己的价值。清朝从乾隆后期起，社会危机就不断暴露，知识分子躲进象牙塔里埋头玩味饾饤考据，是脱离现实和逃避社会责任。章学诚在学术方向、治学方法和价值认识上，都与当时自炫所得寸木、满足细小收获的考据学风大相径庭，对后者的批评既坚决又切中肯綮，显现出强烈的学术使命意识，开启了“后乾嘉之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赞章学诚的思想为晚清“思想解放之源泉”，实为切中了要害。

03

独具慧眼阐发章学诚教育思想

学术界对于章学诚在文史评论领域的造诣尚有论述，但对他的教育思想，却几乎无人论及。章氏在写给子女的家书、与友人的通信、对学生弟子的寄语中，不时以浸润情感的笔墨，谈及自己治学的经历和方法，教育子弟为学，既有作为尊长对后学的语重心长和殷切希望，也有朋友式的循循善诱和谆谆嘱咐，还饶有兴致地谈论自己的生平经历、学术渊源、与当世学者的交往、治学经验，以及对当世学风的看法和对学术未来的愿景等，别开生趣。与其在史学评论上别出心裁一样，在教育上他也和当时畸重死记硬背八股经典的师长有异，倡导因材就学，学贵思考。

比如在家书和与友人的通信中，他都主张为学要以个人兴趣爱好为出发点，学术方向要同本人的气质禀赋相契合，因为花费同样的功力，效果却是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谓“至功力所施，须与精神意趣相为浃洽，所谓乐则能生，不乐则不生也”。他举自己有成就的领域为例：“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 其也举家族子弟的例子说明有必要因材施教：“幼子今年十二，孤甥今年十四岁矣，天资俱不敏于诵读，……然喜弄笔墨，鄙人不甚禁之。闻讲《孟子》，便拟《孟子》问答文字；闻讲《毛诗》，便拟四字断句韵语；此则天资之可造者。恐其易于成章，故欲培其本质。” 他还告诫子弟做学问要保持淡泊从容的心态，因为精妙的理解和超常的领悟，往往是出于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刻意为之，反倒会事与愿违，其谓：“天下至理，多自从容不逼处得之，矜心欲有所为，往往不如初志。……当使平日此心时体究于义理，则触景会心，自有妙绪来会，即泛览观书，亦自得神解超悟矣。” 而对于前辈学者自述的治学经验，他认为不可盲听盲信，应联系实际情况有鉴别地吸收，因为“人之才质，万变不同，已成之才，推其何以至是，因而思所效法，道亦近矣，然有不可据者，不容以不察也”。

在为学方法上，他提醒子弟应目标专一，一旦选定目标后就要坚持不懈：“夫学贵专门，识须坚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 但行进在达至目标的路上，却要注意节奏，张弛有度，不需用力过猛，其以长途挑担作比喻，谓：“学以至道，犹荷担以趋远程也，数休其力而屡易其肩，然后力有余而程可至也。” 他同时指出读书要步步留痕，勤做学术札记，随时记录心得，既避免学术灵感转瞬即逝，亦在灵感落实为文字的过程中加深思考，其谓：“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札而记之，则不至于漫不经心。且其所记虽甚平常，毕竟要从义理讨论一番，则文字亦必易于长进，……札记之功，日逐可以自省，此心如活水泉源，愈汲愈新，置而不用，则如山径之茅塞矣。”

陈其泰教授在章学诚卓著的文史理论之外，独具慧眼注意到了他的上述教育思想。《章学诚遗书》中共有7篇家书，陈其泰教授的“解读”有意识地收录了其中的6篇。对于章学诚提出的选择学问领域要出自天然性情、学贵专精、张弛有度、勤于札记等建议，陈先生极富有同情之理解地评价为治学箴言，谓此乃章氏总结生平经验所得，极为精要，年轻学者如用心践行，必有效验。章氏长期思考如何让子弟后学少走为学的弯路，但他不做空洞玄虚的高论异说，使听者无法比照，而是通过结合切身经历，娓娓道来，餍心入理，让读者通过亲切有味的例证获得有益的启示。其以“性情”为基础，因材施教、因材治学的教育观，是《文史通义》全书理论创造的核心命题之一，挑担赶路诸比喻，看似平白浅易，但哲理深刻。而强调随时通过札记记下读书所获和思考心得，是积累思想、智慧的有效途径。对于章学诚自述于乾嘉考证之学如日中天之际仍坚持探求“自得之学”的学术风骨，陈其泰教授感喟人处于社会环境当中，是很容易受流行价值观的影响而随波逐流的，章学诚逆于时趋不坠青云之志的治学态度，对于当今青年学者的成长亦有指导意义。

《文史通义》在横向上打通了文史区隔，在纵向上贯通了上下古今，梳理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精华，气魄宏大，眼光超前。陈其泰教授的解读带领读者提纲挈领地抓住了该书的精要，令清代思想家章学诚及其书作在史学理论领域继承往哲、回应时代、预示未来的宝贵价值毕现。章学诚于当时是一位艰难的独行者，在学术界很寂寞，不被理解和接受，他曾自言“反而四顾，知己落落，不过数人，又不与吾同道”，但他对自己所确立的治学宗旨又有充分的自信，自谓“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他相信百年之后有人会像欣赏杜甫的诗歌一样欣赏他的著作，而他的著作也同老杜的诗一样沉郁深刻，一样带着艰苦探索经世济民之路的重大责任感。学界以往对于章学诚的研究或停留在胡适、梁启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做的评价，重复“‘六经皆史’拓宽了史料范围”等旧识，或套用某些西方历史哲学家看似新颖但不一定符合章学诚思想实际的解说，对其思想观念的超前性没能做到系统考究。陈其泰教授将章学诚及其著作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多方面理解其价值和意义，以多样的研究方法、丰富的研究视域、精细的研究内容，系统地阐释了这部经典。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作为史学理论名家，陈其泰教授不仅在对《文史通义》所包含之史学理论的提炼钩沉上独具匠心，对书中内容的考证注释也投入了大量功力：对关键字词逐字逐句训诂解释，对主要文句含义的申讲明白晓畅，尤其对于章学诚书中引用的上下千年的典章故事，一一作了史源学回溯，以帮助读者打破阅读时对典籍不熟的迷障。比如章学诚在《答客问》下篇阐述著史者不应拘泥于自己所设定的义例围绕既定范围刻板成书，而应多方搜求史料以备选择时，使用了“一目之罗，得鸟无日”的典故，陈其泰教授注释曰：“这好比是张开只有一个网眼的罗网，是永远捕不到鸟的。……语出《淮南子·说山训》：‘有鸟将来，张罗而代之。得鸟者，罗之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则得鸟无日矣。’” 再如在《史篇别录例议》篇里，章学诚提到“刘知几之讥范史也，谓其列传题目全录姓名，历短行于卷中，丛细字于标外。其子孙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乃类俗之文案孔目，药草经方。”陈其泰教授不仅注出“语出刘知几《史通·题目》：‘至范晔举例，始全录姓名，历短行于卷中，丛细字于标外。’”，而且还根据当前通行本古籍的刊印情况补充曰：“‘始全录姓名，历短行于卷中，丛细字于标外’的做法，目前通行的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目录中已经编者‘重新编目’而看不到原样，只有‘其子孙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保存下来。如卷二十三《窦融列传》首列窦融，然后分列子弟固、曾孙宪、玄孙章，诸如此类。” 指出当代经过整理的《后汉书》与章学诚时代仍较为原始的面貌已经有所不同，避免读者在发现文献有异时产生疑惑。这种钩沉发覆辨伪存真的态度，实与章学诚倡导的既注重对史料典籍有扎实掌握的“功力”，又注重跳出史料本身从大局着眼抓住学术大势的“学问”的做法一脉相承，可谓亲身践履和印证了章学诚的精神风格与学术志向。

陈其泰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章学诚及《文史通义》，1988年写了有关《文史通义》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文史通义〉：传统史学后期的理论探索》，以后几十年间又陆续发表了《〈文史通义·说林〉篇的史学价值》《“体圆用神”——〈史记〉编纂体例、结构的匠心运用》《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史通〉、〈文史通义〉比较研究略论》《论章学诚对历史哲学的探索》《章学诚：“道”的探索与历史编纂的革新》《章学诚对“道”的探索及其时代意义》参见《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理论与史学》第1辑、《人文杂志》2010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河北学刊》2012年第1期等。等文章，他高度认同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的成就，认为其不仅以深邃的思想和卓异的学风在乾嘉时期独树一帜，出色的文笔在清代的学术散文里也堪称翘楚。对《文史通义》进行精微解读和系统阐释，形成一部兼具思想性、学术性和大众性的著作，是陈其泰教授的夙愿。

据陈其泰教授介绍，“解读”一书的集中工作时间是2020年初到2021年6—7月间，前后约一年零八个月。这一年零八个月对他来说非常不平凡，每天上下午和晚上都连续工作，无一日停顿，晚上一般会工作到午夜，精力高度集中，完全沉浸在学术创造的昂扬激情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几乎忘记了自己已经是80多岁的耄耋老人。2020年底，笔者参加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北京顺义召开的史学理论研讨会，期间拜望陈其泰教授，老先生津津乐道的也都是正在撰写中的“解读”一书，对这一学术课题的深厚感情和对追求学问的矢志不渝溢于言表。“解读”一书而今已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陈其泰教授深耕多年的心血之作，其突出的创新性，对于当今建设史学理论领域自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都有重要意义，其不仅是“百部经典”中的精品，也堪称章学诚思想研究的典范之作。

（本文刊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如有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

■ 文章来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编辑 | 王自晨

监制 | 张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