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俭明：汉语言文字走向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起点 |《语言战略研究》
2019年第4期
新中国的语言学事业，今年走进第70个年头。我们邀请了语言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标志性事件，为中国语言学史留下宝贵的记录。回首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只是恋旧，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使我们在继续前行的征途上，眼界更为开阔，目光更为敏锐，方向更为精准，步履更为坚定。
——陈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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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战略研究》| 戴庆厦：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是中国民族语文工作的一大创举
本期嘉宾
陆俭明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
1955年10月，在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举行了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会议，一个是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10月15～23日），另一个是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举办的“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10月25～31日）。这两个会议做了3件大事：
一是制订并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
二是讨论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作为现代汉民族规范的共同语，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
三是建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早日拟定《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这两个会议的成果很快得到了具体体现：
（一）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二）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三）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上述3项内容都写进了周恩来总理1958年1月10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所做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足见中央对汉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视。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就立即抓语言文字工作呢？要知道，当时新政府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的烂摊子，在四亿多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了将近90%。一个充斥着文盲的国家难以迅速改变贫穷的面貌，更难以实现工业、农业和国防的现代化。所以，积极开展扫盲运动，大力普及文化教育，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要扫盲，要普及文化，就需要克服一些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那障碍是什么呢？虽然汉字跟汉语的关系极为和谐，由此确保了汉语在长期的发展中能稳定地延续，不被分化为不同的语言，并对维护汉语的一致性，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对形成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都立下了丰功伟绩；然而，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我们也必须看到：
（1）汉语方言复杂多样；
（2）汉字异体字繁多、笔画繁复，表音性能很低。
这都有碍正常交际，更不利于广大民众的识字扫盲，对普及文化也带来一定的困难。两个会议的三大重要成果对当时的扫盲和普及文化等工作，无疑是及时雨。从此以后，普通话在全国推广，至今普及率已经超过70%，而且已法定为全国各民族的通用语；简体字和汉语拼音也对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逐步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一进程中，人类社会也进入了网络化、全球化、智能化的信息时代，语言文字的重要性，特别是语言文字标准化、信息化的要求日益突出。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也进一步走上了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道路，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却顾所来径”，两个会议的那三大成果无疑是汉语言文字走向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起点。这三大成果对汉语走向世界，也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2013年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构想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需要语言铺路搭桥，需要语言作为打开沟通理解之门的钥匙，作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因此，全球范围内必将会兴起更为广泛的学习汉语的新高潮。可以预见，普通话、简体字、汉语拼音都会在推进全球范围的汉语教学中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1955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时，我还是一个刚进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60多年来我逐渐成为一个从事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的语言学工作者，并已进入耄耋之年。回头看看，那两个重要会议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