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是1963年罗荣桓元帅逝世后毛主席为悼念他写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的诗句，我在本书第1章的开篇引用了这首诗，这不是自不量力的攀比，而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自勉。在中科院计算所当所长的12年里，我一直提倡“科研为国分忧，创新与民造福”，为国分忧的知识分子应当有“国有疑难可问我”的担当。

知识分子为国分忧有不同的途径，在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学习，以出色的工作成果为国家做贡献，这是人们常说的报效祖国的一种途径。我这里讲的“为国分忧”主要是指为解决国家面临的挑战问题献计献策，提出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咨询建议。历史上把这种人称为“谋士”“军师”，现在称为“咨询师”“顾问”或“智库（think tank）”。中国工程院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做战略咨询是中国工程院的主要责任。“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是中国科学院“四个率先”办院方针的组成部分，作为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近几年我承担了双倍的战略咨询任务。

2011年从所长岗位退下来以后，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战略咨询工作，先后承担了中国科学院安排的“信息科技发展路线图”、中国工程院布置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城市”“‘互联网+’基础支撑技术”“人工智能2.0”和中央网信办下达的“网络强国”“核心技术与装备的自主可控”等战略咨询课题。这些战略研究的成果有些通过内部渠道上报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有些已经以咨询报告形式出版或发表在报刊上，更多的观点已融入我在各种场合作的报告中。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的制定，全国数以千计的科技人员和管理干部参与战略研究，我自己就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封闭起草近半年时间。十几年的战略咨询实践使我认识到，做高水平的战略咨询可能比做具体的科研课题更难，难在既要有超前的新思维，又要接地气。

我不是经济学家，也未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本性上是一介书生，过去擅长的是写以科研成果为基础的论文。因此，我必须恪守专业化原则，只在自己熟悉的科技领域发表意见，避免一知半解的跨界发言导致政策风险。好在多年的知识积累使我对新兴技术有一点“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感。与大多数科研人员不同，从1995年创建曙光公司至今，我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2014年中科曙光在上海证券主板上市，目前市值有200多亿元。我尝过市场的酸甜苦辣，对发展高技术企业有“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的亲身体会，因此我写咨询报告时可能兼有学者和企业管理者的思维。

出版《创新求索录 第二集》，一是因为我思考过的这些问题仍有现实意义，二是对世情、国情和技术发展趋势的认识是做出正确科技决策的前提，我希望通过“抛砖引玉”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使我们的认识更符合客观规律，少走一些弯路。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尤其喜欢品味中国古代诗词。我国古代诗词数以万计，但很少直接涉及科学技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阐发过德国浪漫派诗人弗雷德里希·荷尔德林的一首诗，“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已成为热爱生活的人们的共同向往。我在本书每一章的标题下都引用一首古诗，并没有十分在意所引的诗与该章的内容是否密切相关，只是想表示科学技术追求和文学艺术灵犀相通。

本书有些文章源自战略咨询研究，借出版此书的机会，对所有支持、关心我的领导、专家、同事、朋友和家人表示衷心感谢。最后，我要感谢人民邮电出版社的精心编辑、校对和出版发行，使我敲进计算机的文字终于变成读者手中的这本新书。

以上内容节选自《创新求索录 第二集》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