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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帅铁哥|​ 血色浪漫渗染着美好的追求

风铃的后花园 风铃的后花园 2021-06-15


(图片来自网络)




血色浪漫渗染着美好的追求
大帅铁哥|文

(风铃发了我的《花儿为什么这样“黄”》和《性的白色:纯洁与浪漫》后,绿风留言说:性的颜色……蛮有趣。黄色,白色,不知道还有什么颜色,大概是红色?期待下集。vicky说:有点标题党哈觉得用情的颜色更贴题。

那就按绿风猜测说说红色吧!后面还会说其它颜色,猜测一下是什么颜色?就让看官期待吧!

 
“革命”一词还未出现之前,祖先就有把红色当作喜庆的传统。新郎公和新娘子的红马褂和红袍红裙,厅堂里的大红囍字和洞房里的红烛,都宣示着红火的意味。
后来“革命”出现了,人们把这喜庆的颜色和它联系在了一起,于是有了“红党”、“赤卫军”、“红军”。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虽然也拿“红”作标榜,但实际什么颜色,今天大家都懂。
革命也曾给“性”涂上了红色,并称为高尚爱情。
红色代表着鲜血,流下来就是血色了。流血牺牲为了什么?就是今天核心价值观所描述的东西呀! 一、裴多菲的名诗 人们接触这高尚爱情的多是从熟悉裴多菲的一首诗而知晓。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原来译名为彼得斐,是匈牙利的爱国诗人和英雄,匈牙利伟大的革命诗人,也是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1849年7月31日,裴多菲在瑟克什堡大血战中同沙俄军队作战时牺牲,年仅26岁。


裴多菲的诗在匈牙利广为流传,并且被翻译成数十种外语,为国外读者所熟悉。


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曾引用了裴多菲的这首诗。《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著名杂文是鲁迅为了纪念“左联”五烈士,于一九三三年写下的。鲁迅写道: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原来在革命者心目中,奔向自由的革命信仰比起生命和爱情更重要。
《为了忘却的记念》长期以来被载在中学语文课本中,也许人们正是在难以忘怀的记忆中,熟悉了裴多菲这著名诗篇,让我们从小就知道革命者把什么摆在第一位。
我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1943年成歌后许多革命前辈曾经唱着奔赴战场的《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
发出万丈光芒!

今天,MZ、自由也写在核心价值观里面呀! 二、革命指派的伴侣
人性服从于革命性使“性”的红色更加耀眼。革命阵营中往往是组织牵线,在隐蔽身份的地下活动中便有了假扮夫妻的指派。
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共产党组织要求他留在军统,潜伏待命,代号“峨眉峰”. 余则成受命到军统天津特务站,站长吴敬中要求他把夫人接来。党组织给他派来了大方朴实、泼辣耿直的女游击队长翠平,让两人做起了假夫妻。
他们严守着性道德的底线,做“假”做到底,没有“睡”在一起,没有行夫妻之实。


历史真实中的陈铁军和周文雍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革命烈士。陈铁军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转移到香港。1928年初她同周文雍以夫妻名义,被党组织派回广州重建广州市委秘密机关。2月2日因叛徒告密,同周文雍一起被捕入狱。
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她在刑场上对革命群众说:“人们都说我同周文雍是夫妇。其实,我们是同志关系,因工作需要住在一起罢了。我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互相很了解……现在我宣布:我们结婚了!就以刑场作礼堂,敌人的枪声作礼炮吧!”
于是就有后来影视作品中著名的“刑场上的婚礼”的故事及其歌颂的革命爱情浪漫而高尚的境界。
赣南百岁老红军王承登,1945年抗日胜利后由组织撮合与刘秀英结婚至今70年。刘秀英回忆道:“当年组织介绍我们认识,我还不太乐意,嫌他年纪大了些,没想的一结婚就是这么多年。”


这种组织撮合的先结婚后恋爱的事情还有“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进疆部队随即成了军垦兵团。为了让十万官兵安心守在边疆,新疆军区代理司令员王震当了“红娘”。他派人到湖南招收女兵,从1950年到1952年,相继有近8000名湘籍女兵来到新疆,这些女兵后来都成了兵团人的妻子和母亲。
60年代后,更多的知识青年到新疆去,很多女知青的婚姻都是组织上决定的。她们开始觉得委屈,但最后大都能和自己的丈夫白头到老。
特殊年代里的特殊婚姻记载着不平凡的历史。 三、《色戒》中的色诱 “色”在形容两性关系中一向被打入贬义,于是有“好色之徒”的斥责。但当它涂上红色时,革命者舍生取义而选择的美人计便尽显悲壮的色彩


《色·戒》是由导演李安执导,梁朝伟和汤唯演出的一部电影,影片以上世纪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为背景,讲述1938年,一群爱国青年在香港组成话剧团,为国家募款抗战。
他们对汪精卫等一众汉奸极为愤恨,当得知汪手下的一个特务头目易先生身在香港,决定伙同团员,展开暗杀行动。易先生机警精明,等闲之辈难以接近,唯一缺点是好女色,团员决定以美人计对付易先生,由剧团台柱王佳芝假扮香港贵妇,先与易太太混熟,继而藉机色诱易先生,从中制造暗杀机会。由此展开了故事。


影片改编自作家张爱玲写于1950年的同名短篇小说《色·戒》,它是张爱玲小说中,少数以前卫手法探讨女性心理及情欲的作品。
张爱玲女士的小说《色·戒》,一般被认为是影射抗战期间郑苹如刺杀汪伪特工组织76号首脑丁默村的往事。虽然作者否认这点,但百度记载的郑苹如施加的美人计真有点像王佳芝。


郑苹如(1918-1940),民国名媛,中日混血儿。父亲是国民党元老郑钺,母亲是郑钺留学日本结识的日本名门闺秀木村花子(随丈夫回到中国后,改名为郑华君)。当年上海第一大画报“良友画报”曾将郑苹如作为封面女郎。


上海沦陷后,她秘密加入中统,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混迹于日伪人员当中获取情报。她曾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派到上海的和谈代表早水亲重攀上关系,继而又通过早水的介绍,结识了近卫文磨的儿子近卫文隆、近卫忠磨,以及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
她曾想绑架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隆。那近卫文隆见到郑苹如后,一下子堕入情网。“若掌握了近卫文隆,不就能迫使日本首相作出停战让步了吗?”她大约出于这样的考虑。但上级命令她中止这一危险的游戏。


后来她以色相接近和参与暗杀日伪特务头子丁默邨,结果未遂而暴露身份被捕,但她咬定是为情所困而雇凶杀人,此事成为当年上海滩重大花边新闻之一。1940年2月,她被秘密处决于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连中3枪,时年23岁。
富有历史道义的作家们终于以笔墨记载纪念他们。
为什么小说和电影都用“色戒”?“戒”的第一层含义是钻戒。易先生对王佳芝使用了世界上所有女人都难以抗拒的武器——钻石戒指。“戒”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色”字头上一把刀,无论是使用的人还是被其迷惑的的人,到最后终于要身受其累,乃至把生命搭进去。
对此,李安说道:“色,是我们的野心,我们的情感,一切看色相;戒,是怎样能够适可而止,怎样能做好,不过分,不走到毁灭的地步。”色是利益,是感性;戒是道德,是理性,两者辩证地互动着。


当色和戒处理不好,便成为色诱。色诱是36计中的美人计,无论好人坏人、正面反面,都会把它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前者的正义目的就被涂上了红色而流芳百世,后者贪图美色而伤天害理则被涂上灰色而遗臭万年。 四、令人嗟吁的红色伴侣 许多红色伴侣是在战火中走到一起的,但在和平年代里却遇到了险滩。有的过不了,有的仍然生死相依携手过。
曾经千军万马面前“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却过不了那个险滩。


1959年庐山会议后,功勋显赫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下台。1963年彭德怀预感到再也没有希望洗刷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了,于是放弃了申诉的念头。万念俱灰之后,彭德怀反倒坦然了许多,但他1938年结婚的妻子浦安修却被卷入令人窒息的党内斗争中。
浦安修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党委副书记。从丈夫庐山“跌下马来”,冷遇、白眼、刁难、咒骂和日益沉重的政治压力始终缠绕着她。
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人给她做工作,要求她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即是选择离婚。在痛苦和迷茫之中苦苦挣扎的浦安修,犹豫再三,没有勇气去找彭德怀谈离婚,只好找彭的侄女梅魁,让侄女转达她的离婚要求。
彭德怀听后半天沉默不言,最后站起来对侄女说:“梅魁,我的问题没有结束,她的压力太大了,离就离吧,这也迫不得已,是政治需要,她也只好走这条路。”
也许彭德怀想起了《国际歌》的一句:“要为真理而斗争”,但是浦安修没有这种勇气。



比较之下继续共患难,携手走完人生的是潘汉年夫妇。
1955年4月,时任上海副市长的潘汉年被定为反革命被捕。潘汉年作为“内奸”的一条主要罪状,是1936年“秘密投靠CC派”,“成了国民党特务”。另一条主要罪状是“投靠日本特务机关”。
事实上,潘汉年作为中共情报人员,周旋于国共日汪各种人物之间。为党获取大量情报、做了大量工作,对中共中央制定正确的战略起了很大作用。因工作出色而屡受中央嘉奖的潘汉年,不料在50年代,因此罹祸!


潘夫人董慧在潘汉年被捕后第46天也被逮捕,他们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半点音讯。

1962年6月,以“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罪被捕的董慧,才获得了“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宽大处理。至此,两人才知道了对方的下落。
董慧原本是香港的富家之女,为了救国,十几岁来到延安,与潘汉年相遇结合后,一直随他奔波在生死线上。
新中国成立后,没过几年安稳日子,就受潘汉年一案株连被捕入狱,一起生活在另一种生死线上。
当她的亲人从香港赶来要将她接回香港时,她拒绝了。她说:“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富强回到祖国,那时才16岁,今年60岁啦!老潘的问题没弄清楚,我不能走!”
1963年潘汉年被判15年。后来假释走出秦城,转移到了劳改农场——北京市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后,董慧也来到了他的身边。


“文革”爆发将近一年后,潘汉年夫妇重新被投入监狱。1970年被加判为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5年5月29日,派人将潘汉年送到湖南省公安厅所属的第三劳改单位——茶陵县洣江茶场。董慧也与他同去洣江,在那里度过了最后岁月。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将强加于潘汉年头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统统推翻了。这时,距离潘汉年被捕为27载4个月零20天,距离潘汉年逝世为5周年4个月零9天。
潘汉年说过,“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只是这定论来得太迟太晚,潘汉年只能笑在九泉了!
他们血色浪漫的追求啊,后浪在继续着!
(文中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作者 ·简介


大帅铁哥:高校心理学教授。曾在美国密执根大学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当访问学者。专著有《叙事心理学与叙事心理辅导》、《学校心理与教育研究--行动、反思、叙事》、《在自尊的数轴上》、《心理怎么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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