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亮 | 慕英风而骛商机——谭嗣同著述在清末民初的编印

作者简介：

张玉亮，中华书局《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副主任

来源：《民国文献研究（第1辑）》，注释从略

摘要

       如果说以《仁学》的多版本刊行为代表，早期谭嗣同著述的出版带有较强的特殊性的话，那么此后的二十年间，正值辛亥前后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谭嗣同著述的出版与社会文化发展的互动则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图景。革命风潮下以“烈士”形象为号召的热点追捧、基于抢占市场份额而形成的编纂特点、出版人的境遇，透过谭氏著述的出版情况，可以窥见出版与世风交互关系之一斑。

关键词

      《章谭合钞》  《谭浏阳全集》  《戊戌六君子遗集》  沈知方  张元济

谭嗣同作为近代重要历史人物，对其进行研究的成果可谓丰硕，甚至有“饱和”之说。然而以出版作为切入点，观照其著述产生、刊行、传播、影响的研究，却十分少见。以笔者所见，仅汤志钧、印永清、贾维等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有所涉及。汤志钧通过严谨的文献学比勘，探讨《仁学》的《亚东时报》本与《清议报》本是否同源，进而讨论《仁学》稿本的流传，颇具启发；狭间直树则通过《仁学》在《清议报》的发表、中断、续刊、再次中止直至最终完结的过程，钩沉梁启超在此期间思想发展变化脉络，可谓别具匠心。除此之外，罕有通过出版进行深入研究者。受两位先生启发，笔者撰文考述谭嗣同著述的刊行情况，并钩沉了《仁学》的早期重要版本——《亚东时报》本、《清议报》本、国民报社单行本及其相关的史事，所涉时间在1899—1902年间。此后，革命呼声日高，1903年“《苏报》案”的发生，以及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日益激烈，反映在出版物上，报刊方面主要以论战的两大舆论阵地《新民丛报》与《民报》，以及《江苏》《浙江潮》等进步学生报刊为代表，图书则以《革命军》的风行为代表。谭嗣同著述作为既被革命派借重又与保皇派渊源甚深的思想资源，被有意无意地悬置。如果把时间线继续推展，谭嗣同著述重新被出版，已是宣统年间和民国初年的事了。而细绎这些出版活动的主要特点、诉求、操作模式和出版物特征，则启人深思。本文即集中考察这段时间内以图书形式问世的谭著，试图从中窥探出版业在世风转变下所受影响之一斑。

一、国学扶轮社的《章谭合钞》

《章谭合钞》由国学扶轮社刊行，初版于宣统二年（1910）八月，同年十月即再版。半叶十二行，行三十一字。铅印线装五册，前四册为章太炎文钞四卷，末一册为谭嗣同文钞二卷。

此书初版之时间，与收录文章之选目，皆耐人寻味。

从时间上来看，宣统二年正月，历经多次起义失败后一度陷于停顿的光复会重建于东京，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章氏并创办《教育今语》为光复会“通信机关”。同时，章氏发表新作、“修治”旧著，于本年修订《訄书》与《新方言》，出版了《国故论衡》等。可以说，这是章太炎曝光度颇高的一年。而在此时出版《章谭合钞》，很难说没有追求热点的动机。如果说这仅仅是一个弱联系，那么可以对比观察一下同为国学扶轮社出版的从内容题材到命名方式都高度类似的《林严合钞》。

《林严合钞》初版于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宣统三年三月再版。铅印线装四册，前二册为林纾文钞，后二册为严复文钞。是时，正是林译小说的高产时期，也是严复赴京担任学部名词馆总纂的第二年，严复在这一年还完成了八大译著中篇幅最大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名学浅说》也出版于是年。可以说，林、严、章都是这一时段文化界炙手可热的名人，策划这类选题，无疑有对市场销量的巨大预期。

这些选题意向，是否在事先得到了本人的许可乃至参与呢？存世史料无多，但不妨通过《林严合钞》内林纾的第一篇文字《与国学扶轮社书》略窥该出版机构选题策划之端倪。该文云：

伏读《文汇》广告，列我朝文家千余，乃末座亦及鄙人，读之骇汗服慄，如冬就冰而夏就火也。自计海滨贱夫，寄食长安，未敢通名字于贵要及攀交海内有名之士。盖自知至明，不敢以不学之身，冒得大名，为非分之获。不图诸大君子以海涵地负之才，成此重巨之事，乃顾盼及我，不止受宠若惊，几几骇为非福。又念知己之感，古今所同，魁儒所言，即我之律法，胡敢不率，只合蒙羞如命而已。虽然，丑妇之出，明知其不见重于人，而亦不忘其涂抹。纾虽译小说至六十余种，皆不名为文，或诸君子过爱，采我小序入集，则吾丑益彰，羞愈加甚。不得已，再索败箧，得残稿数篇，尚辨行墨，寄呈斧削。果以为可留者，请将已录之拙作削去，厕此数篇，虽非佳作，然亦丑妇之涂抹者也。诸君子其许我乎？

从这篇书信中可以看出，国学扶轮社在组织出版前，一般是不联系作者进行作品编选的，其选目全部来自出版方单方面的意见。信中所言《文汇》乃国学扶轮社出版的大型文章总集《国朝文汇》，出版前预发广告，中有作者名录而无文章选目，故此被选入其中的林纾一方面表示受宠若惊，另一方面也对自家文章目录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体量之巨如《国朝文汇》，其预发广告尚且不录细目，遑论体量较小的《林严文钞》和《章谭文钞》了。

而从再版与初版的时间间隔来看，也能发现国学扶轮社在运营中的商业味道。林、严相比曾身陷“《苏报》案”、身处革命派阵营的章太炎来说，是更加纯粹的文人。然而其未能带来符合预期的销量，初版印行之后的大半年里没能售罄再版，再版迟至宣统三年年初才告实现。这时，随着革命思潮在国内的日渐风行，国学扶轮社选题大胆，从较为纯粹的文化界顶流转向更为敏感的政治界人物，于是有了《章谭合钞》。《章谭合钞》果然实现了预期，宣统二年八月初版两个月后即告售罄，十月再版。

而作为戊戌变法期间深度参与“围园劫后”的谭嗣同，其著述就更加敏感了。尽管光绪三十年（1904）慈禧七十寿诞庆典之前，曾对戊戌时期的政治犯进行赦免，“戊戌案内各员，均着宽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着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着即一体开释”（光绪三十年五月初八丙戌日上谕，见《清实录》卷五三〇），但在出版管控上，经历了上一年“《苏报》案”的清政府一直没有放松。据温州人符璋日记记载，光绪三十年六月十四，《汇报》中尚有新公布的查禁图书名单十余种，其中汇集谭嗣同、唐才常著述的《浏阳二杰集》即在名单中。可见，出版谭嗣同著述在当时还是有相当政治风险的。然而，在丰厚利润的吸引下，国学扶轮社还是愿意铤而走险，将章太炎与谭嗣同的著作合为一编，于是有了这部《章谭合钞》。

从谭嗣同文钞的具体选目上，亦可见其商业操作之痕迹。因为这不是一部严谨的、搜罗烈士遗文为第一目的的文献集，而是一部颇有“攒书”嫌疑的草率之作。文钞卷首的两篇，《管鲍交谊论》和《论雷击》，题目皆不见于此前任何谭嗣同生前手定的著述刻本或发表于报刊的文章。而仔细对比其文字，其实皆出自谭嗣同手定“三十以前旧学四种”第四种《石菊影庐笔识》的《思篇》，《管鲍交谊论》即第三十二则，《论雷击》即第十六则。这种拆碎原有著述另拟标题伪造单篇的情况不仅出现在上卷，下卷的《记崔提督事》，实则出自《思篇》第三十九则，《跋海国图志东南洋叙后》出自《学篇》第五十五则。其余尚有拟目不明者，如截取自谭氏自编诗集《莽苍苍斋诗》的补遗部分之题记，另拟题为《补遗自跋》，甚至不表明是何著作的补遗；又有去取标准不一者，如选入截取自诗作题下小序的《湘痕词八篇序》，但对诗集中其他同类小序则未加理睬，等等。由此可见，本书的编纂，似较《浏阳二杰遗文》的着意收集报刊文字，更加草率粗疏，并擅加更动。

二、国学扶轮社主人——沈知方

出版《章谭合钞》的国学扶轮社，是怎样一个出版机构呢？目前对于该社的研究还不甚多，至其成立时间，都尚未形成定论。桑兵对其成立于1900年之说表示怀疑，并指出其实际出版活动多见于1905年后，而所据为朱联保的《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后来之学人征引桑兵之说后加以补正，引用了《中国白话报》1904年第7期的材料：“这社是去年下半年才开的，里头所出的书，却也很好，但大半都是普通译本，共他那国学两个字，有些不对。想将来研究国学的人多了，自然就有国学书出来了。这社开在上海棋盘街中市江左书林对过恒德里里头。”据此认为当以1903年为其成立日期。而王鹏飞在研究中引用《上海出版志》中创办于1902年的说法后，也审慎地援引陈平原的意见，认为其实质性的出版活动在1905年后，而陈文的依据又是朱联保的《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

成立时间无从进行更能征实的考证，笔者根据新发现的国学扶轮社启事略加补充。这则启事是征订性质的文字，其中关于质量、成本等的表达当审慎对待，但其中的史实描述则可作为依据。其中云：“敝社成立以来，已逾三载。”又云：“特发宏愿，搜集类书，延聘硕学，编成《普通百科新大词典》《文科大词典》两书……为敝社开山之著作，即学界利用之斧柯。”后文再次强调：“敝社从事三年，费资十万余元……”尽管这则启事没有落款时间，但仍可大体推断其发出时间。据现存实物之版权页，《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初版于宣统三年五月，六月即再版。对照启事中“各学生订购预约券已达数千部”，“本拟即日增价，唯恐远埠未及订购，难免向隅”，此启事当发布于初版付印、定价确定之后，再版付印、定价确定之前。《文科大词典》的编者识语落款为宣统三年（1911）元月，版权页为宣统辛亥孟冬出版，其时间也在宣统三年。由此时间节点倒推三年，则国学扶轮社的成立，当在光绪三十四年、宣统元年之间。

国学扶轮社的创办人中，有两位在民国年间的出版业界也颇有名望，这就是王文濡和沈知方。

王文濡（1867—1935），字均卿，浙江吴兴人。在清末民初的出版业界颇有建树，任职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文明书局、进步书局、鸿文书局、乐群书局及国学扶轮社等多家出版机构。郑逸梅《悼王均卿先生》云：

先生讳文濡，别署新旧废物，为前清明经，主进步书局抚轮社辑政有年，嗣后任职中华、文明二书局，编刻楹联、尺牍等书，学者奉为圭臬。其伟大贡献，则为《说库》《笔记小说》及《香艳丛书》，考订裒集，并加提要，其整理国故之功，至今犹能道之者。

沈知方则更是当时出版业的雄才，不仅是中华书局创办时期的副局长，而且后来创办世界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分庭抗礼。联系沈知方在出版业务方面的操盘风格，可以对《章谭合钞》的样态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

沈知方（1883—1939），浙江绍兴人，别署粹芬阁主人。早年入绍兴奎照楼书坊学徒，后为商务利群书局职员，后任商务营业所所长。1912年与陆费逵等共创中华书局并担任副局长，后因中华书局“民六危机”等原因离职。1921年创办世界书局，自任总经理。他是浙江四大藏书世家山阴沈氏之后裔，他自叙家世：“予家夙以书世其业。先曾祖石楼公嗜书成癖，抱残拾遗，博搜精鉴，每得善本，珍比琳琅。先祖素庭公继之，馆谷所入，辄以购书，颜其堂曰味经。藏书之名籍甚东西浙，与鄞之范氏、杭之丁氏、湖之陆氏相骖靳，远近之货书者踵相接也。”在藏书的先祖中，最出名的当属创立鸣野山房的沈复粲。1934年，沈知方在其《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自序中云：“家本世儒，有声士林：先世鸣野山房所藏，在嘉道间己流誉东南；而霞西公三昆季藏书之富，尤冠吾越。近世金石大家赵叔，于所著《补寰宇访碑录》自序中，尝尊霞西公为彼生平第一导师。名流雅望，有如是者。”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使得沈知方用于出版诸如《文科大词典》《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和《国朝文汇》这样具有较高价值的大型图书项目，在营销方面，他也颇有心得，广告、征订等各种手段无不得心应手。联系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自行组织乐群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争夺教科书市场，以及在中华书局任职期间挪用款项“兼营别业”加剧了“民六危机”时中华书局经营的恶化，可以看出沈知方在出版业务领域与雄才相伴而生的野心。这种野心使他敢于铤而走险乃至投机，反映在选题策划上就是胆大心细，不避跟风同时又敢为人先。这样，《章谭合钞》中一些书贾射利的习气，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这还不算最为典型者，之后沈知方创办世界书局后，曾炮制了著名的伪书《石达开日记》，以致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有学人以此为史料进行学术研究，就更有代表性了。

三、文明书局版《谭浏阳全集》的校订者

第一个以全集命名的谭嗣同著述版本，是文明书局于民国六年九月出版的《谭浏阳全集（附续编）》（以下简称“《全集》”）。是书一函六册，线装铅印，半叶十二行，行三十一字。

（一）《全集》的校订者陈乃乾

关于文明书局的创办，现存文献的记载有并不统一之处。有资料称文明书局与进步书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然考诸中华书局董事会档案，民国四年文明书局并购于中华书局时，进步书局已经是中华书局副牌，“专出应时之书”。记载较为一致的是，创办者为俞复（字仲还）、廉泉（字惠卿，号南湖居士）、丁宝书等。该局以照相铜版技术著称，所出书画碑帖享誉书林。根据中华书局档案，民国四年文明书局并入中华书局，副局长沈知方担任协理，此后文明书局出版了大型丛书《说库》。

据陈伯良、虞坤林《陈乃乾先生年谱简编》：“1914年（民国三年甲寅），十九岁。春，经东吴大学时的老师黄摩西介绍，考入王文濡主持的上海进步书局编辑所（由文明书局担任发行），当练习生，每月工资十二元。是为先生自谋生计之始。”同时记载进步书局于1916年停办，陈乃乾随王文濡转去中华书局，与中华书局董事会档案记载有所出入。然无论如何，至民国六年，“由王文濡编选、先生与蒋殿襄注释的《清代骈文译注读本》，文明书局出版”，说明此时陈乃乾确实在中华书局任职，并主要承担旗下文明书局的编纂工作。而《谭浏阳全集（附续编）》一书，也是成于此时。该谱1918年记载：“春，中华书局裁减人员。先生经王文濡介绍，至南洋中学教一年级，并兼任学校图书馆工作。”后来陈乃乾完成《南洋中学馆藏书目》，令学术界刮目相看，而《谭浏阳全集（附续编）》或许是他初期任职中华书局期间为数不多的工作成果。

该书前有陈乃乾编纂的《浏阳谭先生嗣同年谱》，该书被著录于陈氏《共读楼所藏年谱目》之“丁：后人补撰类”，是为谭嗣同年谱著作之初创。陈乃乾经王文濡介绍进入中华书局，而王文濡因与沈知方合办国学扶轮社，故此可视为沈知方一系，当中华书局陷入“民六危机”、沈知方辞职之后，陈乃乾的离职也在情理之中了。

（二）《全集》续编的校订者印鸾章

除了陈乃乾之外，这部《谭浏阳全集》还附有续编，而续编的编纂者，据卷末所署为“盐城印鸾章立斋校”。该书正编的卷末皆无署名，唯有续编之卷末有此署名，可以推断印鸾章的工作仅局限于续编之编纂。

印鸾章的生平资料留存不多，其著述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仅见由上海书店影印的《明鉴》与《清鉴》，以及岳麓书社的点校本《清鉴纲目》（即《清鉴》之全称）。有论者认为《清鉴》是“史学研究的误向”，实则对这两部纲目体著作的性质把握似可商榷。这并非本文的主题范围，且待另文探讨，在此只做一简要判断，这两部书，并非精心结撰的史学著作，性质更接近追求市场的普及型著作。印鸾章更具史学价值的著述，反倒是立足于其乡邦的方志，即他的《盐城县乡土地理》和《盐城县乡土历史》。在这两部书中，保存了更多关于印鸾章的史料。

书后附有广学会负责人李提摩太的《介绍新著》，记载了印鸾章的工作经历和业绩，为此不惜篇幅全录如下：

《盐城乡土历史》《乡土地理》两书，为印水心先生最近著作。先生侨沪十年，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公司校理，《神州日报》《民权报》《新闻报》主笔及本会编辑。其所译著及校刊，盖百数十种，如《政治论略》计六万言，《西方战史》计十万言，《美国李统帅传》计二万五千言，《瑞典王沙尔第十二传》计十四万言，《两极探险记》计九万言，《寰球新史》计十一万言，《大英议院考》计六万言，《日本风土记》计五万言，《法国风土记》计六万言，《哀鸿泪》计三万五千言，《共和魂》计三万言（以上译著），《雪堂丛刊》一百十有七卷，《学术丛编》一百十有六卷（以上校刊）等，皆详审精密，风行海内。今夏五月，先生以祝嘏返里，审知盐城学生缺乏乡土智识，特先著此二书，以应盐城全邑国民学校及高等小学校之所需。取材正大，叙论精确，不仅为盐城学生课本，凡欲知盐城乡土真实情形者，不可不读；欲知盐城文化次第、民族消长者，不可不读；欲知盐城详细之河流、物产及各市乡学校者，尤不可不读。先生道德文章，久为本会所推重，兹书一出，不惟盐城全县士林生艳，即本会亦与有荣施焉。故乐缀数言，以为介绍。民国戊午九月，上海广学会李提摩太谨识。

此外，书后还附有印鸾章自撰的《编刊之经过》：

本书历史一卷、地理二卷，作于戊午夏，成于戊午冬，参稽考索，凡四易稿，以身羁海上，不能与乡君子相磋磨，未便率印。是冬，一泓自沪返校归，托其携交鉴清仲咸校正。己未二月，余以病返里，垂死复活，一泓以是稿返余，启视之，间有点窜，乙勒盖甚寡焉。遂呈县署立案。四月，病愈赴沪，重视一过，意所不洽，辄勒涂之，并于地理市乡各课中加入学校、古迹两项。七月杪，吾父来沪，命付印，已锓梓矣，历史一卷且告成矣，会启东赴粤，途过沪，取是稿观之，重加修订，因辍刊，前之印成者废之。往返商订，历二十有九日，历史始竣，地理犹未校也。而启东以制宪事忙，匆匆往穗。余复取而自校之，加入田赋、物产、岁时风俗诸附记，于市乡各课之实业、交通诸项，又重厘正。九月初，观学所长宋泽夫复以全县学校统计表寄示，编附卷末，乃再付梓，排铅铸铜，凡四阅月，始出书。此编刊经过之大概也。当编纂之初，各市乡人民物产、详细情形，苦不甚悉，襟兄丁瑞芝、丁素封，表兄韩仰琦，相助搜讨，获益良多。暨付刊，自筹印费五百元，忽不敷，从兄宪章代借洋一百元，始出版。不敢掠美，故并志之。己未冬，水心。

版权页标注“民国八年十二月出版”，并有促销方案：“学校购用十部以上减售八折，五十部以上减七折。”代印者为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售处为盐城县公署、劝学所、学友会和各书坊，其中未列文明书局、中华书局等。戊午年为民国七年，此年正是中华书局“民六危机”爆发后不久。文中显示，印鸾章在该书出版的过程中，没有出版机构、印刷机构的资源可资利用，全凭自费。从时间上看，在完成续编的校订后不久，印鸾章就投入到《盐城县乡土地理》和《盐城县乡土历史》的编纂工作中。

四、《谭浏阳全集》与续编的编纂、影响与再版

《谭浏阳全集》以文体分类。文集卷上为叙跋与书牍，卷中为传状，卷下为墓铭、记、铭、赞以及一篇“杂著”和一篇“逸文”《兵制论》；诗集分为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并附残句、词作与联语；另有《仁学》二卷，《石菊影庐笔识》二卷。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辑录的残句和词作、联语，大部分来自《石菊影庐笔识》，所谓“逸文”《兵制论》，也来自《石菊影庐笔识》的思篇第三十八则。

续编则收入发表在报刊当中的单篇文章。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仅部分收录了《湘报》发表的谭氏文字，至于戊戌变法之前的《时务报》和之后的《清议报》所刊谭氏文章，则未予收录，且即便是同样发表在《湘报》之文章，也失收南学会讲义多篇、答问三篇和《读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书后》等重要文章。而更为严重的失误在于，谭嗣同《思纬吉凶台短书》初刊于戊戌年初的《皇朝经世文新编》，其实谭氏尚在，发表状况俱见作者本意。这部著作是由三部分组成：序言回顾自己原先以此命名，所存本为数十短书，近来以《报贝元征书》可以涵括其意而以此长书代替；主题部分即《报贝元征书》；最后又附录早年所撰《治言》，以见今之学术与先前有异。这三个部分，在续编中被拆散成3个单篇，首列《治言》，紧随《治事》十篇之后，容易给人误解，其后以《思纬吉凶台短书》为题、匹配的正文却仅仅是序言部分，之后间隔数篇之后才是《报贝元征书》。这样，将原作的面貌全部拆散，顿失原意。

由此可见，《谭浏阳全集（附续编）》尽管以全集相标榜，但无论从收录的完备性还是编次的科学性来看，都不能令人满意。毕竟这是至此为止篇幅最大的谭嗣同著作合集，特别是在谭嗣同最重要的著作《仁学》的早期版本已不易得的情况下，此书收录足本《仁学》，为其在民国年间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五四之后，新文化健将在引用《仁学》时已难见到早期版本，不约而同地使用这个版本。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成为最通行的谭集版本，其《仁学》之整理虽然号称以《亚东时报》本为底本，实际也是以此文明书局版《谭浏阳全集（附续编）》所收《仁学》为工作本的。此本的疏误虽然被长久沿袭，但也可见在谭氏著述传播过程中的巨大影响。

这个版本，在最初几个版次间，版次间隔时间不一。根据实物版权页显示，该书初版于民国六年九月，再版则在民国十二年四月，三版刊行于民国十三年四月，四版刊行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从中可看出，再版、三版、四版之间间隔一年左右，而初版与再版却间隔将近五年。个中原因，又可在沈知方那里找到。

沈知方担任中华书局副局长时，奉命任文明书局协理，尽管他在民国六年一月底辞去职务离开中华书局，但这部刊行于当年九月一函六册的谭氏全集，洋洋数十万言，绝非短期能够完成。加之校订者陈乃乾系王文濡、黄人的关系，此书的策划出版很难排除沈知方的影响。尽管沈知方的挪用款项并非造成中华书局“民六危机”的全部原因，毕竟这一举动加剧了中华的经营困难。沈知方离职中华后，文明书局也因经营困难而被抵押。根据中华书局董事会档案，民国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关于应对经营危机缩减开支的议案，其第三条为：“文明书局开支由驻局董事、司理与该局主任会商核减。”转年四月九日，又专门召开董事会讨论文明书局事宜，议案全文如下：

本公司去年四月以文明书局押于信有号，现届期满，前途愿改押为典，大纲如左：

一、典期五年，期内随时可赎，但须三个月前通知；

二、典本照文明六年底结彩折扣再打七折；

三、文明欠人之款由典主承认；

四、典本无利息，营业由典主管理，盈亏与本公司无涉。

合同详细条件由驻局董事、监察、司理会同与前途商办签字，但大纲不得变更。

这里提到的“去年四月”系民国六年四月，那时仅是抵押以应急需，经营决策权还在中华书局，故此才有当年十二月商讨核减开支之议案。而民国七年的四月，文明书局由押改典，其经营权也随之从中华书局移出。

民国十一年七月五日，中华书局又召开董事会议，会上审议了两个议案，其一为：

信有号来商归还文明书局年底正初先付三万元等情，议决且看今年帐收如何、明春营业如何，再行决定。

十二月六日，董事会又审议了如下议案：

文明书局押于信有号计洋九万零六百元，明年四月到期，现与信有号接洽，现在即行赎回，条件如下：

一、由本公司出期票六十张，前四十二个月每月一千元，次十四个月每月四千元，末四个月每月五千元，共十一万八千元，作为本息归清。

二、期票未付清之前，仍以文明书局为信有号所持期票之担保品。

三、文明书局有存款约七八千元，庄款约一万两，由本公司担任，但由信有号担任转期至少六个月。

至此，文明书局经过民国六年四月的抵押、七年四月后的典质，经过四五年的恢复与发展，终于将赎回事宜提上议事日程。民国十二年一月三日的董事会议决：“总经理报告文明书局事，已请吕子泉君接收，暂代经理职务，俟接收竣事，再定办法。”三月七日会议，又议决：“吕子泉君因大东书局不能脱离，现调奉局经理沈鲁玉君任文明书局经理，赣局代理经理郭农山君调奉局经理，赣局经理由内帐暂代，拟调湘局营业主任吴映堂君接任。”十一月七日的董事会议决：“共发商店来商买客购物搭用该商店股票，议决本局及文明书局均不加入。”可见经营权已收归中华书局。文明书局经过多年的“流离失所”，终于又回到中华书局旗下。而文明书局版谭氏全集，也因此而得到再版的机会。

将《谭浏阳全集（附续编）》再版时间置于上述历史脉络中观照，可以发现，这部近代英烈著述全集的出版与重版，受到包括出版机构经营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小小一页版权页上标注的再版日期里，又蕴藏着出版人和出版业的多少艰辛与曲折。

五、商务印书馆的《戊戌六君子遗集》

出现于清末民初的图书形式的谭嗣同著述，还有如下数种：

《浏阳二杰遗文》，铅排线装一册。无牌记、版权页，以至于一些著录认为该本出版于民国初年。笔者曾在新编《谭嗣同集》的前言中进行了辨正。根据前文所引温州人符璋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十四日记，则其出自清末自无疑义。

《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民国元年壬子木刻本。此书最初系与根据谭氏手订“旧学四种”的石印翻印本（首署“宣统辛亥谭氏重刊”）配套者，故未另列名目而仅题为《补遗》，后方改题，系借用了谭嗣同被捕入狱后与仆人书信中提及的著作稿本之题。后出之《丛脞书》较《补遗》内容为多，特别是在跋语之后还有一个版心标为“补遗”的单叶，录《戊戌六月武昌别程子大》和为江标题画移赠程氏的另一诗作，这些皆见于后来出现的稿本《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只是标题不同。可见，这两个版本是谭氏家属着意搜访英烈遗文之作。

另外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戊戌六君子遗集》（以下简称《遗集》）。该书初版于民国六年，版权页署“丁巳年十二月初版”，铅排线装，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七字。此本收录谭氏“旧学四种”之前三种，编次亦全同。是书为戊戌六君子的同道、戊戌政变后被罢黜的张元济主持，张氏为此书的出版花费了不少心力，他在序言中云：

丙辰余将谋辑《戊戌六君子遗集》，先后从归安朱古微祖谋、中江王病山乃徵、山阴王书衡式通、闽县李拔可宣龚、南海何澄意天柱，得谭复生、林暾谷、杨叔侨、刘培村四参政，杨漪村侍御遗箸。独康幼博茂才诗若文未之或见，仅获其《题潘兰史独立图》绝句一首，屡求之长素，谓家稿散漫，且无暇最录，以从阙为言。然培村之文，经病山驰书其弟，索久不获，漪村之诗则止于壬午以前，书衡求后集于其嗣子，亦不可得也。

张元济为搜集六君子著述不可谓不用心，特别是对存世最少的康广仁著述的搜集。他在序言中的记述，日记中也可找到辅证。丁巳年（1917）六月廿二日日记云：“晚晤康南海，催伊检付乃弟诗文稿。允即检查，并属长催。”张元济的询问可谓不逢其时。此年的六、七月间，正值张勋复辟，康有为这时的注意力大多在此，根本无暇顾及为自己奔走直至丧命的兄弟的遗著。直到两年后，他的诉求才得到回应：“丁巳辑刊六君子遗集，仅得其一诗，阅二年己未，长素以此卷相示，亟补刊之。海盐张元济谨识。”

张元济的搜辑之功固不可没，然其具体的编纂则稍显粗率。即便如其自述，“复生遗箸尚有《仁学》一卷、《石菊隐庐笔识》二卷”因“兹编所录止于诗文”而不加收录，也有不少见于《湘报》《清议报》和刊于《新民丛报》的《饮冰室诗话》中的诗文作品失收。而刘光第著述，《戊戌六君子遗集》所收《介白堂诗集》所据当为刊本，其实与刊本同为宜宾爨氏所刻者尚有刘氏文集《衷圣斋文集》，惜为张氏失收。更且四川的沈宗元已于民国三年在成都昌福公司刊行了铅印本的《刘杨合刊》，其所收录亦较《遗集》为多。

张元济从动念刊行六君子遗集到初版面世，业已有两年的时间，似不必急于一时，将不少重要著述遗漏实在可惜。但如果从经营角度，联系文明书局本《全集》与《遗集》的出版时间，就不难理解了。《全集》初版于民国六年九月，从竞争角度《遗集》已错失先鞭，就不能为求全备而甘居人后迁延太久了。《遗集》重版之后就未再改动，一直行销多年，直到抗战期间仍在不断重版。

之后出现的谭嗣同著述，尚有群学社发行的《谭嗣同集》，民国十五年十二月付印，十六年二月出版，许啸天整理，沈继先校订。该本是较早的一个新式标点本，这是以往版本不曾出现的。但可惜的是，该本除未收诗集以外，基本完全承袭了《谭浏阳全集》按体编次的体例，编纂、收录方面的特点或者说缺点都一仍其旧，甚至在今天看来也应享有著作权的陈乃乾编纂之谭氏年谱，也照单全收。联系群学社所出之书多为古代小说之标点本，可以说，这是一个以牟利为主要追求的版本。

六、结语

清末民初的谭嗣同著述出版情况，可以粗略地勾勒出一条由“慕英风”到“骛商机”的发展轨迹。《浏阳二杰遗文》可视作与早期《仁学》版本相同的出版物，以追怀烈士、宣传革命为主要目标。木刻本《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也包括其前身《补遗》）则是谭氏家属搜集遗文、阐扬“英风”的成果。成于同期的《章谭合钞》，则开始了以“革命”为卖点的出版尝试，在编纂上也逐步放开手脚，虽然有失严谨，但收到不错的营销效果。此后，在相同主事者的操作思路下，《谭浏阳全集（附续编）》问世。与此同时，与戊戌诸君子有过亲身交往的张元济，也推出了《戊戌六君子遗集》，这个版本虽以“慕英风”为出发点，但在具体编纂上也有不少遗漏，不过比之之后的直接袭用前人体例乃至内容的谭集版本，如群学社《谭嗣同集》，已可称难得的良心之作了。

这些风格、特点各异的图书，出版人在其间的作用不无启人深思之处。已主持当时中国乃至东亚最大出版机构的张元济，面对家属的不积极配合，征求烈士遗著的收获可谓惨淡；有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沈知方，从国学扶轮社到文明书局，推出了两种谭集，却因自身原因和其他因素，间接导致谭氏全集多年未得重版；陈乃乾、印鸾章、许啸天等先后参与校订整理工作的学人，虽非当时出版业的操盘手，但也以各自的专长参与具体整理工作中，特别是陈乃乾，从因介绍人因故离职而随同被裁，到多年后重又回到中华书局，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古籍影印出版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可说是彼时书人与书业关系的一个精彩案例。

随着时间的推移，谭嗣同已不再是亲身可接的同仁或前辈，变成了历史长廊里的一幅画像。其著述的整理出版，也伴随着中国近代史、文献学等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在慕英风与骛商机之外，有了新的追求，使得更为完备、科学的近代人物著述整理本的出现成为可能。当下出版业正面临巨大的挑战，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内容为王与渠道为王之争，仍旧是至关重要却又聚讼不已的话题。回顾谭嗣同著述在清末民初的出版情况，梳理沈知方、张元济等现代出版业先驱在其间展现的不同风格与取得的成绩，或可给今日出版人以启发。

（责任编辑：王锦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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