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隔壁的汉江。（摄影：作者）

如果说，方方老师的“仗”指的是良知战胜邪恶，博爱战胜狭隘，真相战胜隐瞒，那么，我的“仗”则是直接与病毒对阵、斗争。

2020年，那美好的仗我也打过了
汉水伊家 | 文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然是九月。2020年已过去了三分之二。

方方老师在她的日记终结篇中这样写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作为一名微不足道的村医，一名“方方日记”的忠实读者，我也想自豪地说一句:

在2020年，那美好的仗我也打过了。如果说，方方老师的“仗”指的是良知战胜邪恶，博爱战胜狭隘，真相战胜隐瞒，那么，我的“仗”则是直接与病毒对阵、斗争。

一、

我是一名身在湖北的村医，虽然村医这个称呼，不少读者可能都是第一次听说。

我是在1998年成为村医的。在那之前，我中学肄业，先后干过私人家庭保姆、挖掘机手、村民小组长、村治保主任...... 那一年，在“百事不成”之后，我决定正式接过父亲的衣钵，从事村医工作。

我父亲在上世纪70年代从部队转业回乡后，作了近40年村医。直到我接替他，他一直无名无分，退职时没拿到一分钱补助。但这没影响到我毅然决然接过他手中的药箱，继续从事村医工作的决定。我之所以选择做村医，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从小跟在父亲后面看了许多医学书籍，对医学兴趣浓厚；二是我曾在堂弟棺前立下的誓言。

我们堂兄弟姐妹近20人，我与我早逝的堂弟性格最相似，平时关系也最好。我堂弟患有叫二尖瓣狭窄的先天性心脏病，平时活动量大点，就口唇发绀，直喘粗气。这种病如在现在，只需做了瓣膜置换术或修补术，就可以迅速恢复健康，像平常人一样正常生活。然而，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偏远乡村医疗资源和信息十分匮乏和闭塞，我堂弟为之失去了生命，时年仅19岁。在他离开的时候，我立下誓愿，在未来的日子里，要为乡亲们普及医疗常识，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救助。

村医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个相当尴尬的职业：无职称，无名份，无社保，无养老，亦医亦农。直到2003年，中国突遭“非典疫情”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地方政府加大了对村卫生室的建设与村医的培训力度，村医的各项待遇也逐步提高。至今，我仍记得2003年非典期间，我每天走村入户，为外出打工回乡人员测量体温的情景。

2020年元月，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和我所有的村医朋友，都义无反顾地冲到了抗疫第一线，为村民们保驾护航，维护健康。在疫情期间，在我们这个人口十万多人的乡镇，40多名村医里，有近四分之一，由于在工作中直接或间接接触到疑似或确诊病人，后来被迫做了14天的隔离，万幸，我们这些村医都没有被感染到。

二、

上月，我参加了当地卫计委组织的基层医务人员实用技术培训。在开班仪式上和每次上课前，相关领导和所有上课老师都会向我们深深鞠躬，对我们在疫情期间做出的牺牲和奉献，致以敬意。大家都清楚，在疫情和病魔面前，世界上的医务人员的心都是相通的，所有的善良与有爱的人的心都是相通。面对狡猾凶险的新冠病毒，世界上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在拿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与病毒展开一场殊死搏斗。

我是在元月20日晚上听到钟南山院士宣布武汉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如无特殊事情必须要办，所有人最好不要出入武汉”的消息后，才知道武汉确实爆发了疫情的。我顿时明白之前在微信群里传播的“武汉发生了非典疫情”，引起大家激烈争论的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亲历过2003年“非典”疫情的防控，我立即警惕起来。

元月20日下午，也是农历腊月二十六，我们召开了年度最后一次全镇卫生工作会议，院领导对春节间面临的各项工作，给我们做了安排与布置。在会议结束的前十分钟，院长就“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提醒我们要高度警惕和重视起来，在日常工作中，要加强个人防护，要勤洗手，做好各项消毒。当时，钟南山院士还未发布“武汉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但我从院长严肃的表情，已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感到，2003年的非典疫情给每个人造成的恐慌，正在大家的心中再一次滋长。

当我开完会回到家时，几个朋友找到我问：如何躲过这场疫情？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们讲：快点离开疫区中心。两天后的元月22日，来问我的一个朋友果然带着全家人，藏到了大山里，在亲友家中度过了一个漫长而煎熬的春节。

我萌发将我的家人转移到老家山区的念头，是元月23日下午，即腊月29。因为我得到消息说，武汉将在元月24日零时封城，我猜想，武汉封城后，我们居住的城镇很快也会封锁，所以，我想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家人转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只留我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我的工作。

但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家人时，却立刻遭到了他们的一致反对。他们反对我的理由是:

1、到老家单程就有四百多公里，夜间长距离开车，路上不安全；

2、我们村离武汉近，这个时候去投靠亲友，会给亲友们增添麻烦；

3、如果村民们知晓我家人撤离了，一定会更加恐慌，会对我今后的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我的家人们执意要留下来。他们要陪我一起抗击疫情，一起度过难关，积极参加防疫宣传，带头居家隔离。

那一刻，我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一个人躲在卧室里痛哭了一场。我不知道，接下来我们将面临一场多大的考验，将展开一场多么艰难的防控战。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面对的危险在哪儿？病毒又藏在何处。


三、

我们村是在元月24日，即大年三十那天，正式封村开始新冠疫情防控的。由于有在“非典”疫情积累下来的一点经验，我知道面对烈性传染病，让所有人停下脚步居家隔离，是最佳的防控措施；所以，在元月23日晚，我就在村民群里发出了一个倡议，倡议大家把我们村自主隔离起来。我明白自己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村医，不能吩咐和安排任何人干任何事，但是同时我也知道，要想打赢疫情防控战，必须靠大家通力合作，群防群力，众智众策，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幸运的是，第二天，村支书和村民们接受了我的建议，迅速把我们村封锁了起来。

我们村因此成了周边第一个自主封锁起来的村。

我们村是个南水北调中线移民村，毗邻武汉，村子是以新农村建设标准建起来的，组与组相距不到10米远，户与户相连或相距不到2、3米，人口居住集中，而且有许多房屋出租了出去，加上春节期间回乡人员多，仅武汉返乡人员就二十多人，十分不好管理。

元月30号左右，我们听说我们周边开始出现了确诊病例，并且一天比一天增多。我们的防控压力一天比一天增大。我每天都要跟村委们一道，入户为武汉回乡人员查体温，入户排查发热病人，为慢性病患者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从元月24日封锁村子，到3月中旬拆除值守房，50多个日日夜夜，我见证了我们村疫情防控期间的每一个瞬间，用手机记录下了身边的点点滴滴。

汉江上的兴隆大坝。（摄影：作者）

四、

2月2日，我们村出现了第一例疑似患者。因为这个病人有过武汉病人接触史，所以当地防疫指挥部对她的情况特别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

由于我与这个疑似患者有过两次近距离接触，所以从2月2日晚开始，我也主动选择了隔离自己。

在自我隔离期间，我读到了方方老师的日记，如在黑夜发现了一盏明灯，寒夜中找到了一盆炉火。方方老师特有的女性细腻和温暖的文字，深深打动了我，抚慰着、激励着我。我既了解到武汉疫情的惨烈，武汉同胞的不屈和坚韧，又了解到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和公安民警等等普通劳动者的无私无畏、默默奉献和可敬可爱。

所以，在解除隔离的当天，我就报名参加了志愿者队伍，在做好自己本职村医工作的同时，每晚义务到村口值守，转送急诊病人等。

3月中旬，湖北各地疫情逐渐缓解，大部分地区确诊病人连续几天出现零增长，住院病人也逐步清零，各地陆续解除锁，大家迅速加入了复工复产的人流。我们村也在3月18日彻底拆除了村口的路障和值守房。

那一刻，我忍不住泪流满面。从元月24日正式封村，到3月中旬解除封锁，50多个日日夜夜，寝食难安，担心和恐惧时刻笼罩在我们身边，一时恢复自由，恍然如梦。

3月17日，在解除自我隔离的第二天，我发出这样一条“朋友圈”:

大疫过后    我想找座山
上挨着天    下接着地
痛哭一场

我想问天和地
我们究竟造了什么孽
让我们遭这么大的罪

4月2日，清明节前夕，我驾车带着父亲、妻子和两个孩子回老家祭祖，想顺便登上一座大山，完成我的这个心愿。

我想找的这座山叫寨山，因山上曾有个类似瓦岗寨的山寨而得名，是我老家方圆几十里最高的山，隔着汉江与武当山遥遥相望，在当地有“小武当”之称。

遇到阳光明媚天，站在寨山顶上放眼四处，澄澄汉水如练，巍巍武当如喙，阡陌交错的乡村公路如银蛇起舞。寨山三面山壁陡峭，一面平坦，山顶有一个破败的石头寨子，据说之前是土匪居住的地方。

十几年前，当地几个爱好道教文化的乡民，自筹资金在山上修建了一间小石屋，放了几尊神像，供当地村民朝拜。他们曾收过一年的过路费，后来被没收了。寨山脚下曾有一片原始森林，一眼清泉和一座观音庙，但这些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全都被破坏了。原始森林毁于“大炼钢铁”和修建丹江口水库，观音庙毁于“破四旧”，清泉毁于前几年的乱开矿石。现在只剩下寨山不远处的山梁上几棵需几人合抱的古树，十几尊被毁坏的佛像和一眼几近断流的清泉，在默默地见证着这一切。

我曾专程探寻过那些被破坏的佛像，它们被当地的村民拿来砌墙或堆放在沟渠边，虽缺胳膊断腿，但面目仍然清晰可辨，有慈眉善眼的观音，有憨态可掬的弥勒，有怒目圆睁的金刚，栩栩如生。

这些年，神州大地到处在大兴乡村游，每年三月三，传说中的真武大帝的成道日，自发上寨山踏春游玩的香客成千上万，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山上的鞭炮声从夜间一直响到第二天黄昏，香火更是几天不熄。我想，这算不算事附近的乡民对多年前的那场运动，因野蛮无知而盲从，盲目地打、砸、抢、烧行为的一种反省反思和自我救赎呢？然而，清明节的前几天，天一直在下雨，我想登寨山，感天动地痛哭一场的心愿未遂，留下了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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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后，村子里的鲜花盛开。（摄影：作者）

五、

自3月下旬开始，我们居住的地方由高风险区下调为低风险区，近五百确诊新冠住院病人全部清零，各行各业复工复产有序进行，人们的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我们村级卫生室，在暂停一切诊疗服务，全力投入到疫情的防控上近两个月后，也逐步恢复正常了，只是暂不能接诊发热和咳嗽病人。如发现此类病人，必须带他们到当地定点医院做核酸检测和血清抗体检查。

在村卫生室正式恢复诊疗服务之前，当地主管部门为我们所有村医免费做了一次核酸和血清检查。6月中旬，又给所有参与疫情防控的村医，根据每个人参与疫情防控的天数，每人每天发了150元的补助。我拿到了好几千元的疫情补助，让我感到温暖。

我们村医给给病人看病，核销比例是60%，也就是说，假设10元钱的医药费，病人只出4元，剩下的6元走农村医保核销，等于我们村医垫付6元。药钱是由我们村医自己出，村医自己掏钱，在基药平台上统一采购药，每月要结药款。以前都是隔月会给我们返回一次医保垫付资金，然而，据说在这次为所有新冠患者提供免费治疗的过程中，国家投入了大量的医保资金，致使2020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未返回过一次2020年的医保垫付资金。换句话讲，相当于我们每一位村医，在过去八个月里，都一直在拿自己的钱，在为自己周边的乡亲治病用药。

因此，我们村医们现在都感到资金周转十分紧张。光我本人，2020年就已经垫付了2万多元，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返回。因为一直把村医当成了一份工作，我都没有其它副业，遇到今年这种情况，日子就特别难过。如果再这样继续拖延下去，我很快可能就要撑不下去了。这时，我深深体会到了方方老师那句话的深意一一“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如今，2020年已经过去三分之二，新冠疫情并没因任何人的聒噪与争吵停歇下来，它仍在以自己的方式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里扩散着，漫延着。这些天，我们每天都有新任务，是有关新冠肺炎疫情常态防控的。前几天还召开了视频会议，学习疫情常态化管理的各项措施和办法，并对可能再次爆发的疫情制定尽量详尽的流调办法和消杀措施。

2020年，那美好的仗，我这个小小的村医打过了。此时此刻，身在湖北乡下微不足道的我，惟有默默地祈愿，愿病毒早日被完全控制住，愿世界早日恢复祥和与安宁。

【作者简介】汉水伊家：70后，一个热爱生活的农民。湖北一村医。一枚园地耕耘者。

（本文编辑：夫妻肺片／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