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 |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试选——以边区基层档案为中心

作者简介：

韩伟，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副教授，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民国文献研究（第1辑）》，注释从略

摘要

       “试选”是陕甘宁边区在进行正式选举之前选取若干地方进行的选举试点，为全面选举积累经验。本文以新见历史档案、报刊记载为基本史料，全面考察1944年延安川口区一乡试选的各个步骤，分析试选中出现的问题，借以展示延安时期抗日民主制的内在机理与实践面向。

关键词

      选举  抗日民主制  陕甘宁边区

选举是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制的集中体现。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共进行了三次全面的选举，而县乡等基层的选举，更是贯穿于陕甘宁边区存在的各个时期，也是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的基础。自1941年边区第二次普选以来，“试选”逐渐成为民主选举的一个重要步骤，特别是涉及边区三级普选的时候。然而，边区选举中的“试选”究竟怎样进行，其目的与效果如何，对于边区的抗日民主制有何意义，长期以来，并未得到深入的研究。本文以新发现的陕甘宁边区基层政府档案，以及相关报刊、文件为材料，对延安川口区一乡在1944年8、9月间所进行的“试选”作初步研究，并试图分析乡选在整个边区选举中的作用、意义，以及通过“试选”所反映的情况，揭示出抗日民主制的内在机理及相关问题。

一、准备

“试选”是为了使三级选举这样的大规模选举更顺利进行，有计划地安排的。为了更好地发现问题、积累经验，就需要很好地选择试选点，这是进行试选首先要做的。“川口区一乡”作为延安的试选点，有着充分的理由：“我们选择了一乡作为试选点，因为它正合我们所要求的一个人口比较集中稍密、问题也比较多、党的工作不好的标准。”可见，选择“川口区一乡”并不是因为这里基础较好，选举容易推行，而恰恰是这里积累的问题较多，比较容易汲取经验。

不仅如此，“川口区一乡”还是一个新成立的乡，“延安川口区一乡，是在一九四〇年春天由第一、三、四、五等四个乡的交界处各划出一块成立起来的新乡，西接延安市的桥锁乡，东到本乡的川口村，包括延河两岸的十六个自然村”。正因为此，整个乡的整合工作还没有完全到位，基层群众工作也存在问题。这些，都构成了选择该乡进行试选的主要因素。

确定了试选乡，主持选举的工作团就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准备工作：“我们是8月13号来到乡上，第一步工作是干部动员、宣传和登记选民；第二步是到农村进行调查访问群众发现问题……”准备的工作很多，概括地讲，就是成立选举委员会，进行选前的宣传动员与调查访问。

在组织方面，选举准备最重要的工作是成立选举委员会，它是整个选举的核心机构。在川口区一乡，选举委员会除了边区政府派驻的协助选举的工作团成员与当地的政府官员，以及乡村“权威”外，还广泛吸收了教员、乡参议员、劳动英雄、机关代表等人士，该县县长、柳树店村村长，以及部分劳动英雄、各界代表等都进入了选委会，其中县长汤化武还任选委会副主任。总体上，选举委员会“共十一人，除机关的三人外，群众八人，其中党员三人”。但是，选举的实际情形，仍然是选举工作团成员起到主要作用。8月16日，召开了选举和征粮工作的一揽子会，这也是选举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选举工作组的李万春对大家作了讲话，介绍了选举的意义、作用与重要性，提出“边区是民主的地方，这乡先搞是为了取得经验……选出好人为自己办事”。这次会议通过了几项决定，主要包括：通过选委会的正副主任；通过工作进程；决定下乡的宣传内容，包括试选的目的与意义、选举的重要性、动员群众批评政府，以及如何选举、选举什么人等等。

宣传动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针对普通百姓的宣传，二是针对干部的宣传动员，从川口区一乡试选的实际情形来看，由于对选举认识的严重不足，使得对干部的宣传动员倒成了主要工作。在总结与反思试选工作时，工作团这样写道：

干部思想没有搞通，这是最主要的缺点。我们在上面所介绍的干部动员，也就是那样简单。十六号的会议上，征粮工作布置完之后，天快黑了，干部急的要回（要回去割草喂牲口），我们就只得简单的说了说选举问题，没有经过讨论，所以干部的思想上，仍只知征粮，而对选举并不重视，有的糊里糊涂，还没解下。如贺老五，是村长，又是选委会的委员，当我们十七号到柳树店去作宣传登记工作时，他却溜到瓜地里半天不回，找回来后，召集会议不积极。我们和居民组长将人召好以后，要他讲几句话，他说：“讲什么哩，昨天在乡政府不是已经选了议员吗？（他以为已选他当了乡议员了）”当我们给他说那是选举委员不是乡议员时，他有些懊丧地说：“我一辈子没有讲过话呢！（其实他在村子里是讲话顶利气的人）”并说：“你们西北局要搞选举，你们讲完后，我们还布置征粮呢！”这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再拿乡长来说，脑子里只有征粮，而没选举，比如在干部会议上，乡长所讲的只是征粮问题，而丝毫没有提到选举问题。

相对于选举，基层各级干部对征粮抱有更大的热情，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搞宣传登记时，按我们的计划要到十九号才能回来，但乡长要在十八号回来，临走时，他所再三叮咛农村干部们的事情，也仍是‘征粮工作按期完成，一颗也不能少’。所以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中，我们深深感到，选举只是我们的事，征粮才是农村干部们的事，至于在本乡搞征粮工作的县委宣传部长和付区长的思想也仍是征粮第一。”可见重视征粮甚于选举的思想，不止存在于乡一级的干部，连县级干部也是如此。

对普通农民的宣传动员，是和调查访问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在开始准备选举后，工作团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除在村民大会上作了肤浅的宣传以外，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了解情况，群众中有些什么呼声和要求，群众对政府有什么意见，我们都很不清楚。所以我们帮助乡长所准备的工作报告，也多半限于全乡各种工作的一般数字，而很少涉及各村的具体问题。” 这是促使选举工作团开展调查访问的直接原因。在具体工作中，选前的调查访问被赋予更多的意义，这包括“发现问题，反映群众意见，准备与充实政府的工作报告；识别原来干部，发现积极分子，准备提候选名单；再就是加深宣传解释以补第一时期之不足，藉以造成群众中的酝酿，同时重要的还在于启发群众，使能大胆发言”。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要进行有效的调查访问。由于农民对选举认识有限，这需要一些技巧，一种方法是“迂回提问”，“在调查访问中，我们采取的方法，是以个别访问为主，也有采取三五人在一块谈的，但不管怎样，都不能开门见山地就向群众提出你所要了解的问题，而是由谈家常生活，从谈张论李的逐渐引到我们所要谈的问题中去”。另外，还需要注意，下乡访问时随行人员也可能影响访问的实际效果，“最好是不要带在群众中影响不好的干部，他们去了群众不敢讲话，特别是对干部和政府的意见更不敢讲”。这也是成功进行调查访问的重要经验。

通过调查访问，确实达到了动员群众的目的：“（访问）启发了群众，使之敢大胆的发言，讲出很多问题，这对我们了解本乡工作上是很宝贵的贡献。我们本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精神，能够即时解决的，就很快给以解决。如乡政府从一里铺给移民借了一石多粮，后来顶了优待粮，给抗工属吃了，群众很不满意。乡政府种了川口村贾云甫老汉的两垧川地，规定每垧一斗租子，老汉心里不满，口里说不出。对于这两件事，我们即时和县政府商量，一里铺的粮是要给归还，贾老汉的地租增加到每垧二斗半，并且县政府愿将在该地里所打的一眼井，将来也送给他，这样一来，一里铺和川口村的群众无不满意，真正做到了有啥讲啥了。比如县政府过去在川口村住时，借的、拿走的（后来搬家时）和损坏了的群众的东西，小至锄头、锭头，大至门窗、窑洞，凡廿余，群众都在大会上争先恐后地讲出来了，因为他们知道讲出来是顶事的。”

调查访问，还达到了重新了解基层干部的作用：“在我们没有作调查访问以前，对于原有干部的了解是很不够的，比如对前任乡长赵月旺同志，他因为害病，今年一月回家休养。到现在虽未全好，大体上可以作些工作。但是在访问以前，我们准备的乡长候选人中是没有想到他的。自访问回来，大家汇报以后，才知道各村群众提出要选赵月旺同志当乡长，因为他个性上虽有点弱，但是他为人公正，热心工作，又能为群众办事。”可见，选前的调查，避免了选举工作中的片面性和主观性。

登记选民也是选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按照《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除了有卖国行为、法院褫夺公权者、神经病者，“凡居住边区境内人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及文化程度之差别，皆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试选的川口区一乡符合这些要求的人，都需要进行选前的选民登记。由于选举的登记需要挨家挨户地统计调查，一些百姓误以为统计是为了出粮、出草料，或动员做事，因此出现了抵触情绪。选举团的工作人员采取家长座谈会或家访的方法，耐心解释，使群众懂得选举为什么要调查户口，民众和选举是怎样的关系，逐渐使群众理解选举登记工作的意义。选民登记的具体办法，包括逐户统计、村民大会当场统计、村上干部填报等六种方式。在川口区一乡，这一工作是与选委会下乡宣传访问结合在一起的。

进入正式选举程序，首要的问题是提出和确定候选人。在提名时，就预先考虑候选人与实际当选人的适当比例：“候选人与应选代表的比例，根据各村的选举的结果，一般都为代表的一倍，也有个别村子候选人为代表的二倍，根据我们的经验，候选人数一般以代表数的一倍为恰当。”按照这样的原则，在保证民众提名自由的同时，也在总体上把握了提出候选人的规模。在“放手民主”的指导思想下，选委会在候选人提名方面充分尊重群众意见，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的提名自由。但是，边区政府对于应选的代表，实际上也有考虑和期待：“经验证明，乡选是选举的基础，在乡选中尤应启发群众充分使用人民的权利，深刻认识人民的义务，而能自觉负责地选出：政治坚定工作积极、作风民主办事公道、重视生产生活朴素的人物来作为乡代表和乡政府委员。”按照这样的原则，乡选中候选人的提名最终在“放手”和“指导”的平衡中作出。

候选人一般都是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以后，由群众自己提出的。凡是选民，任何人都有提候选人的权利，但在提出之后，必须得到别人的附议，才能作为候选人；但在提出时不必要得到一定人数的通过，因为这种办法就等于初选，容易形成对提名候选人的限制。可是另一方面，每提出一人时，必须得到别人的附议，如果提出后得不到别人的附议时，就不能作为候选人。党内没有布置，只有一里铺村在开会前，有些群众酝酿要提樊海清和王清贤。这两人都是党员，也都公正，可是一个人是跛脚老汉，一个常害病，都不能工作。因此才在党的小组会上讨论了一次，再在群众中酝酿提选别人。但另外一个例子，柳树店选民名单贴出时，许多人指着白振江的名字说：“这人能写能算，保险选上。”帮助选举工作的同志，知道白原是政府的粮食员，最怕误工，对工作十分消极。到开会选举时，帮助工作的同志就解释要选什么样的人，特别指出写算利洒，但不热心为大家办事的人还是不行，群众就解开了，说白振江是个“财迷脑袋”，只顾私不顾公，没有把他提出。

由于在选举的宣传中仍侧重于提名的“自由”，以致在一些村的提名中，还发生了“竞选”的情况，一些人争作候选人：

贺老五是柳树店的老户，最有钱，旧社会当过保长，现在又当村长多年，因作事不公，群众对他不满，这次选举时，群众一连提了四个候选人，没有他。他的舅子为曹德，就活动姬成元提他，姬成元的答复是“就不提他”，贺老五发急了，站起来发表他的竞选演说：今天提的四个候选人，都是好人，就是两个人没有作过事，恐怕选上也办不了事。大家要注意，代表并不是好当的，要办过事，有经验，这不光办本村的事，还要办全乡的事咧！再说光景也要好一点，来了能招待，还要误的起功〔工〕。远的不说，选上后，马上就得到乡上开会，误两天功〔工〕呢……按照贺老五所说的这个条件看来，就只有他自己是适合的。在他讲完后和他素不相和的李应龙老汉就起来反驳他：“只要人公道能办事就行，今天的候选人有两个是年轻小伙子，虽然过去没有作过工作，但他们选上以后是能办事的，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有经验。

接着，要在各村开会报告，介绍选举情况，同时也报告政府近期工作，听取群众意见。按照选举的一般程序，在投票之前，乡长需要到各村报告一年的工作。按照选举工作预想，乡长挨村作工作报告，并非只是说说了事，而是希望得到群众的意见。但是，由于干部与群众的关注点不同，报告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回应。当然，这也与选举工作团准备的工作报告有关。选举工作团帮助乡长所准备的工作报告，多半限于全乡各种工作的一般数字，而很少涉及各村的具体问题，所以在8月22号刘万沟村村民会上，乡长作了工作报告之后，群众非常冷静，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当干部督促群众“大胆地批评政府工作”的时候，所得到的回答只是“都好，没啥意见”。会议只好在静默中完结。乡长及选委会要大家多多批评政府，说明“绝不报复、绝不脸红”等，但这个报告都是关于全乡的问题，而没有涉及刘万家沟村的具体问题，所以报告后群众无任何意见，此后开始进行调查，报告暂停。选举工作团“决定以五天时间（24到28号）重新下乡，调查访问”，从9月1号开始，又在各村继续报告，大体上仍依照以上方法，不过乔乡长在报告时还能多少谈到各村的具体问题，但仍以全乡工作为主。二次报告结果，“除十里铺无意见外，其他各村都提过一些意见，多为对政府干部的批评和军民关系方面的”。在这里，乡长的工作报告与调查访问的交叠进行，也说明，试选中的具体步骤并不十分严格，很多时候是灵活处理的。

报告结束后，就开始正式投票了：

选民绝大多数不识字，我们采取了投豆的方式，每个候选人一个碗上贴着候选人的名字。在正式投票前，演习一次给大家看，把手续解释清楚，投票时把碗放在窑内，一个人一个人挨次投票。窑内只留一个监票委员和一个帮助选举的人。选民投票时，先告诉他每个碗上的名字，来一个说一遍，尤其是对妇女更要说的细详一点。监票委员要注意每个人的投票，因为有个别的人把手里所有的豆子都投在一个碗里，或者对中意的人投上两颗。遇着这种情形必须把豆子捡出来，让他重投（每个村子里总有两个人投票不合乎手续的）。碗的位置先后，对选举不起决定作用，但在两个候选人的票数不相上下的时候，放在头里顺手的碗，是会占一些便宜的，因为有个别落后害羞的妇女，总是顺便投一下。选民选举代表一般都很认真，有的人站在碗前考虑半天，才投一颗豆子。

全部选民投票完毕后，选举委员会对各个候选人碗中的豆子分别予以统计，按照得票数多少，最终确定当选代表，并进行公示。

各村选出代表以后，选委会就着手准备乡级代表大会。大会在9月11日开始，会期两天。由于选出了真正愿为大家办事的人，会议上代表的情绪很高，这从会议出席率就能看出：“代表们一致按时到会（十一号上午），据说这是乡政府从来开会所没有的现象。过去开会规定在上午总得到下午，规定下午，就到晚上，而且人还来不齐呢！”代表大会经过选举，最终确定了七个政府委员，这一选举结果，是在中共党内酝酿和人民民主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选举之前，代表中的五个党员讨论了一下，党内得到一致意见。我们所预定要选的人，如果没有被群众提出，党员就以群众面目提出来。到选举时，我们所预定要选的人，选的结果和党内所讨论的七个人完全相同，票数都超过了投票人的半数。赵月旺得票最多，当选了为乡长，乔树熊票数次多，当选为副乡长，支书常宪士，也当选为委员……”至此，一乡的试选宣告结束。

三、问题

川口区一乡所进行的试选，实际上是为1945年边区三级政府的普选做准备，因此需要将其放置在边区民主政治发展的大背景下予以考量。一方面，经过几年的实践，包含各抗日阶层的“三三制”民主形式已经颇为成熟，边区民主开始向更高程度发展；另一方面，抗日战争也行将结束，在与国民党的潜在竞争中，中共也急需获得局部地区执政乃至未来在全国建立新政权的合法性，高度的民主就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在这一阶段，“放手民主”成为民主选举中的关键词，甚至在总结选举经验时也以此为检验选举优劣的一个标准，“还不够放手发扬民主”成为一种负面的评价。中共需要通过放手民主，来建成抗战时期的民主榜样。然而，“放手”并不意味着彻底撒手，实际上还是有领导、有组织地“放手”，候选人的提名过程就说明“我们必须放手民主，由群众自己提候选人，另一方面，还要加以领导，向群众解释清楚”。在试选之后边区的选举委员会总结会上，同样提出“放手不等于放弃领导。自觉地有领导地放手，就可以减少与及时纠正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向”。可见，“放手民主”是一种目标和理想，着眼于边区政治社会的现实，以及普通民众的具体情况，在“放手”与“领导”之间，尚需要达到某种平衡。

试选也展示出，基层选举的实际，与边区政府对民主选举的总体设计存在较大的差距。对于这次全面的选举，边区政府特别强调了选举与检查政府工作的有机结合。《解放日报》的社论说：“有个别地方的干部，还没有很好掌握这次选举运动的基本方针，甚至认为群众大会不会提出什么好意见，认为群众‘说不出个条条’，有的认为受群众的批评是丢人的事，认为批评是‘败信’，反省是‘倒灶’……要多用选举中的具体例子教育干部，使其充分认识发动群众检查工作的重要，使他们懂得只有通过群众的检查和讨论，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改进，而在检查工作中群众对干部提出的批评，不是干部的‘败信’，相反地，干部如能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意见，他们和群众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就会更加提高。”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干部思想还未能根本转变，民众检查政府工作只是在“选举”这一特殊的时刻，经由边区政府的上层压力而展开的，它还远未能成为现代政治民主下的一种常态；另一方面，作为普通的民众，多数除了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外，对于村里的事务都不甚了了，对于更高层面、更广范围的乡一级事务，更因缺乏必要的了解，而显示出巨大的隔膜，这时，“检查政府工作”的不能实现，除了民众的不敢、不愿，还有客观存在的“不能”，即因信息不对称、议政能力不足而导致的难以有效“检查”。对于农民，选举本应是展示自己“权力主体”的时刻，但自上而下的宣传和动员，选举大会仿佛又变成“上意下达”的另一种方式，未能充分地反映民意。尽管如此，相较于几千年的专制统治，边区的民众第一次拥有了作为主人翁的“权利”意识，它通过选举这一实践，被激发出来。

试选中凸显的另一个难题是选举与征粮的矛盾。由于选举与征粮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干部精力的有限，加上认识的偏差，就导致二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选举工作团对此也有反思：“为什么我们搞选举以外，其余干部只注意征粮呢？主要原因是领导不统一。在我们去该乡之前，就已经以县长汤化武同志和副区长梁生裕同志为首而形成了征粮的领导中心。已经当先占有了干部，征粮这回事，最容易吸引干部注意力。等我们去后，作选举工作的就只有以我们为主的了，在他们看来，选举好像妨碍了征粮，我们则看征粮妨碍了选举。虽然汤化武同志也被选举为选委会的委员，并为副主任，但他从县上来时，只有征粮任务而无选举的责任，所以在他看来仍是征粮第一。如果能将这两种工作统一起来集中领导，则两者是能够互相配合得好的，这一问题是值得研究和注意的。”从干部对征粮与普选的认识，也可以看出，选举作为民主的最核心制度，显然还没有被放置在建构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这一终极价值中被看待，更多的只是达到形式上“民主”的一个必要手段，因此，选举中也不免掺杂着其他各种工作，比如促进生产、解决乡间纠纷，甚至是使群众“认清了一贯道的实质”。因此，连选举工作团的任务有时也是多样化的，“（选举）工作组就是土地登记、整党工作组”，这时候，且不说功利性的“政绩”考虑，单就工作实际而言，要让所有干部都全身心地投入到选举的工作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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