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留守儿童”成年后的沉默与对峙

冯琳|文

我见过太多的真情，人与人的，人与植物的，人与动物的，动物与人的。但是，这发生在我身边——儿子对父母的冷漠，对亲情的漠视，冰冷得刻入了骨髓。我以为时间是药，会疗伤，会化解，会超越这难以跨越的鸿沟，哪知时间也不可靠。这味同嚼蜡的生活，让人惆怅、不解的部分，似高山上的岩石，无言，寂静，沉默和忧伤。

一

一个屋檐下，生活着两家人。

少年不喊父母“爸妈”，老实巴交的父母走不进少年的内心，这样的局面，已经多年。

少年高一缀学，外出打工后，再也没喊过一声“爸妈”。不知道对父母的冷漠和沉默，是抵抗他对曾经作为留守儿童的一员的不满，还是内心的淤泥无法自我清扫，堆积得越来越多，把他的情感之门轰然关闭。

少年的爸妈，等少年开口，已等了十四年。他们这些年望眼欲穿，等着儿子来为自己解惑，以“也许多年后就会好”来自我安慰，自我麻痹。可等来的却是，与儿子的心越走越远。

这个四十平米的家，住着两组“陌生人”。一组是少年，一组是少年的父母，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五年。今年四月中旬，父亲一怒之下对少年说了一句“滚”，少年负气离“家”，至今未归。

今年四月，少年的外婆，那个从小疼他爱他的外婆，那个经常为他洗衣服、做饭，从不多的零用钱里抽出一点为他买书包、买作业本的乡村老人，走了。

少年的父亲接到岳母病逝的消息，还在工地上抹灰。他第一时间拨通了儿子的电话，“外婆走了，你和我们回老家一趟吧。我和你妈回来收拾东西，准备坐大巴车回去。”

“我不回去。”少年言简意赅，生硬的吐出几个字，便挂了电话。

“你不回去，就滚。”这一次，这个态度温和的父亲，从他嘴里挤出的“滚”字，是积压在心中多年的不满和抱怨，像颗子弹，射向儿子的身体和心灵，也射向自己悲伤、荒凉的内心。

少年一如往常的冷漠，不送外婆最后一程。和七年前外公病逝一样，少年也同样的不过问，不关心，不回老家。家里的亲人离世，与他无关，也与他有关。本以为外婆的离世，会融化少年藏在心里的坚冰，会把他人性最美好、善良的一面，露出来晒一晒。可是，少年的冷漠，让少年的父亲在冰谷里望见了冰川。

这个像大山一样沉默的男子与少年的母亲一起，把绝望和愤怒对准自己的儿子。

“就当没这个儿子。”少年的母亲悲从中来。母亲的泪，已经在几年前流干了，只剩下麻木。儿子不回老家送外婆最后一程，是少年的母亲预测到的，她根本不敢奢望再正常不过的情感需求——一家三口回乡出现在老人的葬礼上。这是传统的殡葬礼仪，也是乡村的伦理风俗。失望至极，他和丈夫一起回乡，淹没在葬礼的悲苦、繁杂、喧嚣中。亲戚、乡亲没有任何一个人，问及“少年为什么不回家”这个无解的难题。

大家心照不宣。少年多年来对父母和亲戚的冷漠，在乡里人眼中，早已过了议论期。

二

守完了老人的头七，少年的父母回到了主城的家里。少年的房间，凌乱、空荡，空气里飘荡着捉摸不定的气息。衣柜里的衣服、洗漱间里的牙刷、毛巾，都已收走。

留下一个空荡荡的房子，让父母肝肠寸断。

少年“滚”出去了，“滚”到了离家三公里的出租屋。这个四十平米的屋，因少年的出走，变得更加冰冷和苍凉。

少年的母亲，泪已干，他对儿子的行为，从最开始那几年每夜的哭泣到现世的麻木。无声的哭泣已抵达了悲痛的边沿。少年在家附近的网吧打工，就在网吧周边找了一个单间当作临时的窝。他和父母，属于两股沉默的力量，方向南辕北辙。一方想唤醒他，想亲近他，想爱护他，想关心他，他却排斥父母，排斥这珍贵的亲情。

父母伤心至极。为何别人孩子不会这样？为何这样的磨难要落到自己的头上？他们找不到解锁的地方，只能归根于“命”。他们给儿子打过电话，发过微信，也去儿子工作的网吧找过，但努力的结果换来儿子的远离和逃避。“就当没这个儿子”这句口是心非的话，让这对渐入老年的夫妻，脑海里盘旋着如何打开儿子紧闭的“心门”，如何去接近儿子，如何像普通家庭那样其乐融融的，成为他们心里无时不刻的思考。

今年5月中旬的某一天，少年过生日。他的母亲在头一天夜里，找我要了一支笔和一张纸，我很好奇她要去干什么。但是我没有当面问她。第二天一早，少年的母亲给儿子发祝福的短信，还给他发了一个红包表示祝贺，她想借生日之名化解长久的对峙、鸿沟和沉默。可是，少年的心比石头硬，比大雪冷，他把母亲的关心当作一阵风。红包二十四小时后原路退回到了少年母亲的微信账户上。少年的母亲，泪水涟涟，她打开手机相册，第一张照片就是用我给她的笔和纸，为儿子誊抄的一段话——父母只能给你生命，你的未来只能靠你自己去把握。父母对你的爱是无止境的，没有任何条件的，不论你对我们如何，你的父亲母亲对你的爱依然如初。

我把这张照片要了过来，看着少年的母亲工工整整的字迹，我泪如雨下。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好好写字的少年母亲，如今煞费苦心——天下的娘亲，把爱一点一滴堆积起来，以不同的方式给予子女。

少年的母亲，想法设法地和解，但最终和解无效。她脸上布满了阴云，却没有一片明亮的天空擦拭。

三

这是上午十点。四十平米的房屋，电视机播出的连续剧的声音，为沉默的家庭带来了生气。一间隔开的小屋内，一扇窗像个猫眼，连接屋外的世界。房屋阴暗，从淡蓝色窗帘的缝隙透进来的光，隐约发现床上躺着一个男子。

“你出来聊聊天吧。”我对少年说。

他看了我一眼，继续埋头按手机。他侧躺在床上，双手抱着手机，双手的指姆在手机上跳舞。手机锁住了他的人，也锁住了他的心。手机是他的全世界。他把自己关在这个不足十平米的空间，除了吃饭、上厕所的迫不得已，他舍不得挪开自己一小步。手机的亮度均匀，打在他暗淡的脸上，他把眼睛虚成一条线，越来越下降视力让他离银屏越来越近，几乎挨着了脸。他的脸上，没有打游戏输赢时的喜悦与哀伤，只有一个灰色的主调。一个外表冷漠的人，内心会有喜怒哀乐的情绪吗？

他喜欢躲在暗角，就像大白天把门窗关得死死的，仿佛灰暗是他的影子，又或是暗色能抵押他内心的彩色。

我和他的父母在客厅坐着，看着电视。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们准备到楼下吃火锅。我起身对他说，用近乎讨好的口吻，我们一起去吃火锅吧，就在楼下。

“姐姐在叫你去吃火锅。”少年的父亲，把嗓门提高了对他说。

我们在客厅等他，想给他留出收拾自己的时间。我们等了十分钟，等来如破折号一样的，多种的含义和解释。

我们来到火锅店，坐下来，少年的父亲自嘲地说，这个孩子没办法，他就是这样。随后一脸忧伤。

 “你下来吧，就在你楼下，一起吃火锅吧。”我再次给少年发了信息。直到火锅吃完，也等不来少年的回复。

这是一年前，我到少年家里，看到，感受到的。

四

少年的母亲，一个近五十岁的乡村女人，齐耳的短发看起来很精干，但是提到对儿子的教育与培养，她满腹委屈——自己不就是这样一天天长大的吗？对于农村人来说，父母把自己拉扯大已是尽到了责任，吃得好不好，穿得好不好，开不开心，这是温饱之后的事情。

她所在的村庄四面环山。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但对于偏僻的山脚，连春风的尾巴都抓不到。她从20岁来到这个山坳，一个男人、一堆土房、一群鸡鸭、几块田地，是她生活的意义，门前从草笼处劈开一条弯曲的小路，是她通向娘家的路，也是她通往城里的路。

一年后，儿子出生，为家庭带来了欢乐，也为只有两家人（隔壁是哥哥一家）的“村庄”带来了血脉的延续。家里添丁，让年轻的夫妇手忙脚乱，他和丈夫节衣缩食，把两顿饭按一顿饭吃，把一分钱掰成两分钱花。好在儿子成绩尚好，在班上排名靠前，这给年轻的夫妇很大的心理安慰，自己再苦再累也不能让儿子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呆一辈子。对他们来说，培养孩子，就是想尽办法打工挣钱，让孩子有钱吃饭，有书可读。

九十年代，随着打工浪潮的兴起，邻村的男男女女像一尾鱼，穿梭在沿海城市的街头和暗淡灯火下的出租屋，他们以卑微的身份在城市里打拼，成为一块砖、一颗图钉，或一株风吹雨淋的小草，在高楼林立的地方找寻自己的生存密码。他们是城市的寄宿者。城市没有他们的根，他们的根在农村，每逢春运的高潮，他们忙不迭地地挤回家，却发现田园荒芜，只剩下老人独对苍茫的空，还有幼子越来越忧郁的眼神掩盖了小小年纪应有的童真。村庄像一个牙齿不能关风的老人，在寒风中皱纹越陷越深，脊背越扯越弯。更令人揪心的是，全心全意用汗水拼来的学费和生活费，换来的却是孩子越来越叛逆的心，和孩子不再与自己相依相靠的冷漠。

儿子高一那年，辍学了，于父母，晴天霹雳。儿子去深圳打工的前一夜，在纸上写了一句话留给了父母——读书不一定有未来，打工不一定很卑微。当夫妇俩赶回老家发现了儿子的留言，他们欲哭无泪。夫妇俩拼尽全力的目的就是不想让儿子重复自己的老路，可儿子的选择让他们看到了儿子的未来——在城市的边缘靠力气和汗水营生。

夫妇俩拼命地给儿子打电话，近乎哀求的语气求儿子回家，换来的是儿子冷漠的回应——我不读书了，我要打工挣钱。无奈之下，夫妇俩只好随了孩子的愿。

这个90后的少年到了深圳后，当搬运工，当工人，每一个工种都只干了几个月。他幻想中的“打工”能创造未来与实际操作中遇到的身体劳累、薪水低成了正负的两级，一正一负把他的理想打碎，被现实碾压。他选择了最“轻松”的网吧工作，在游戏的世界里寻求精神和活着的意义，在简单的、麻木的收银工作中，让惰性和惯性的生活成了身体里的肿瘤，无法拔掉，还有崛起的可能。

多年后，少年厌倦了打工漂泊。回到了他的城他的家。他的父母在城里买了一套二手房，一家人挤在一起总归比分散四处好。虽然少年和父母近在咫尺，心却在天涯。漂泊归来，少年除了剩下沉默和冷漠，什么都没剩，连最后的亲情也被时间无情的收割了。

五

“去看看心理医生吧。”我对少年的父母说。我不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评判和指责，医学的参与或许是一条出路。

“她肯定不会去的。”少年的母亲说，只有她最了解自己的儿子。她找出儿子辍学之后留下的字条。这个字条，被她压在了箱子的底层，每搬一次家，字条和箱子就跟随着她。“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在这张泛黄的纸上，突兀，刺眼，就像秋老虎后，烈日在上空拐着波浪形的弯。

“她现在连自己的堂哥，都不联系了。”少年的母亲一脸沮丧，堂哥和少年的年龄相仿，是亲戚中，唯一和他交心的人。她和儿子沟通的最后的那根线，在今年疫情期间，被切断了。切断它的，不是病毒，而是心里的病毒。它像麻绳一样，每次损耗一点，在长期的消耗中断裂。这张亲情的金字招牌，黯然失色。

少年的父亲和母亲，每天活在自责中，要是年轻的时候不外出打工，对孩子多一些陪伴会不会改变儿子的未来？即使自己在外打工，多一些对儿子成长时期的关爱，一家人的凝聚力会不会增强？可是，没有如果。少年的父亲母亲，用余生的时间，寻找这无解的答案——他们想与自己和解，与儿子和解，与对峙和解，与亲情和解。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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