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在南京文渊阁纂修的，文渊阁又是当时皇家藏书的地方，所以修成后就贮藏在文渊阁的东阁里。永乐十九年(1421年)北京新宫建成，迁都北京，明成祖命令从南京文渊阁的藏书挑选了一部分运来北京，暂时收贮在左顺门的北廊下，直到正统六年(1441年)才移入北京的文渊阁。《永乐大典》大概是同时从南京运来北京的，由于特别重视，运到北京以后就贮藏在文楼。永乐七年十月《永乐大典》清抄完毕后，有人提议过刊刻，明万历间南京国子祭酒陆可教又建议交各省督抚分批刊刻，都因“工费浩繁”，只好作罢，只是重录过一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发生了一次大火，三殿被烧毁，文楼在三殿附近，明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由于抢救及时，《大典》得以保全。明世宗是非常喜欢《大典》的，案头常备置数十册，经常翻阅。为了防止不测之虞，明世宗很想重录一部，多次同建极殿大学士徐阶谈过。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正式决定重录，任命礼部侍郎高拱、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瞿景淳为总校官，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张居正，翰林院修撰林燫、丁士善、徐时行，翰林院编修吕旻、王希烈、张四维、陶大临，检讨吴可行、马自强等担任。为了物色善书人，吏、礼两部主持了“糊名考试”，招收儒生程道南等一百零九人，并为重录工作增置了服务设施和人员，如：内府御用监调拨了画匠、砑光匠、纸匠等，顺天府提供砚台、水罐、笔墨，惜薪司供应取暖的木炭，光禄寺负责酒饭，翰林院支付书写人员“月米”，此外还配备了警卫人员。重录时还订有规章制度，规定缮写人员晨入晚出，每次领取《大典》必须登记，不许私自携带外出雇人代写。每人每日抄写三页，“如遇差错，发与另写，不拘一次二次，只算一页”，发现有混报怠工者，要“罪坐各官”。每册《大典》重录完毕后，于册后注明该册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及圈点人员姓名，以示各人职责。我们今天查阅《大典》，没有发现丝毫挖改涂补的痕迹，可见当时是严格执行了规章制度的。重录工作整整用了六年，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方才完成。重录副本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重录之初，徐阶认为《永乐大典》是上万卷的巨帙，不是短时间里能完成的。他主张只要抄一部副本就可以了，所以在版式上不必仿照原书，只照经书尺寸，书法也可不拘。后来他翻检《大典》时，发现有大字小字，又有山川、宫室、草木等图形，觉得如果版式一动，行款图画都要变动，反不如照原样摹写来得方便，这才决定重录本全仿永乐抄本。据见过永乐抄本的徐阶说，永乐本还要讲究，他赞叹说：“旧本缮写得太好了，要找这样的钞写人已是很难的呀！”重录之后，《永乐大典》有了两个抄本，一般人称重录本为“嘉靖抄本”或“副本”，永乐间修纂本为“永乐抄本”或“正本”。正本大概仍归藏文楼或文渊阁，副本贮藏在新建的皇史宬。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即到底重录几部和正本是否送归南京?由于过去一些典籍记载错误，造成不少误解。《四库全书总目》说，“选礼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录正副二本”，并注云“事见《明实录》”。今查对《世宗实录》，只是说“上意欲重录一部”，并没有说二部，《总目》称“二本”，肯定是弄错了。依据当时重录时每人每日三页的速度计算，估计到隆庆元年可以抄成一万一千八百本，这与《大典》实数一万一千九十五本，相差无几，也只可能抄成一部。《四库全书总目》又说，重录完毕后，“仍归原本于南京”，这也是错的。早在隆庆元年之前一百一十九年，即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已被大火烧毁，原本送归南京之说，自然不能成立。至于在缮录永乐正本之前的原稿本，大概一直存放在南京文渊阁，倒极可能在正统年间那场大火中化为灰烬了。本文选自“国家珍贵典籍史话丛书”《永乐大典》史话张忱石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张忱石 | 修纂《永乐大典》的组织机构及主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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