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焕文：第五代学人诞生于图书馆史与图书馆学史领域

Original 程焕文图情出版 2022-04-26

收录于合集 #图书馆学专业的讨论 32个

程焕文，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文献与文化遗产管理部主任、国家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管理委员会委员。

本文是程焕文教授为《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研究》所作序，题目是编辑所加。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研究

任家乐著

定价：95.00元

ISBN:978-7-5013-6525-8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序

程焕文

任家乐博士的著作《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研究》付梓在即，该著作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从立项到结项，我都是评审人，现在任家乐博士又邀我作序，我自然乐此不疲。我之所以乐此不疲，是因为一代图书馆史与图书馆学史新人的迅速崛起令人欣喜，令人振奋，令人充满了希望。

早在1988年，我就曾提出20世纪中国图书馆“四代人”之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此说广泛流行，成为图书馆学界的共识。进入21世纪以后，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第四代图书馆学人由半百而花甲，进而陆续从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研究的舞台中央走向边缘，然后谢幕，退出舞台。

有年满退休者，如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况能富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乔好勤教授、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侯汉清教授、首都图书馆原馆长倪晓建教授、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吴晞研究馆员、湖北省图书馆原馆长汤旭岩研究馆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原所长王世伟研究馆员、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玉麟教授。

有退休后延聘者，如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范并思教授。

有退休后异地任职者，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长戴龙基退休后转任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武汉大学图书馆原馆长燕今伟退休后转任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已二次退休），上海图书馆原馆长吴建中退休后转任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副馆长陈力退休后转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有任期届满或临近退休而换岗者，如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原主任张晓林任期届满以后转任上海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长朱强任期届满后转任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公共图书馆北京大学分馆暨古籍馆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原馆长杨沛超任期届满后转任研究员，即使是第四代人中的小字辈、厦门大学图书馆原馆长萧德洪也因为任期届满而转赴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图书馆馆长。

有英年早逝者，如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黄纯元博士、宁夏图书馆原副馆长张欣毅研究馆员、东南大学图书情报教研室原主任张厚生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肖东发教授。

依照目前的人事制度与组织规定，不出十年，尚有一大批第四代人将陆续退至幕后或者退休，如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刘兹恒教授、李国新教授、王余光教授、王子舟教授，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柯平教授，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研究馆员、研究院院长汪东波研究馆员，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肖希明教授、陈传夫教授，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叶继元教授、郑建明教授、徐雁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主任初景利教授，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蒋永福教授，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党跃武教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刘洪辉研究馆员，广东东莞图书馆馆长李东来研究馆员，浙江图书馆馆长褚树青研究馆员，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刘炜研究馆员，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研究馆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孙坦教授，等等，到那时第四代人的历史使命将基本终结。

上述学人是第四代图书馆人的杰出代表，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图书馆学术发展的骨干和脊梁。凡此种种情形犹如连续剧不断上演，难免使人产生“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和“小园香径独徘徊”的孤寂，进而时常感叹“第五代人何在”。在经历了长久的惆怅、孤寂、感叹和“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期盼以后，近年来在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史研究领域竟然涌现了一批十分优秀的青年学者，如中山大学王蕾博士、周旖博士、张琦博士、肖鹏博士，北京大学范凡博士，南京大学谢欢博士，第三军医大学李彭元博士，清华大学韦庆媛副研究馆员，江南大学顾烨青副研究馆员，泉州师范学院郑锦怀副研究馆员，华南师范大学郑永田博士，成都大学任家乐博士，武汉大学彭敏惠博士，河南大学翟桂荣副研究馆员，河南师范大学王仁磊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周余姣博士，云南大学刘宇博士，等等。他们大多三十余岁，朝气蓬勃，阳光向上，学兼中西，功底扎实，思想敏锐，视野开阔，成果丰硕，尤为可贵的是具有极其浓厚的图书馆精神和学术精神。这批青年才俊的成群出现，突然使人强烈地感觉到第五代人已经悄然崛起，颇有几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和“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欣慰。

2019年4月，全国图书馆学博士生论坛期间合影，左起：彭敏慧、肖鹏、王丽丽、王玮、邓咏秋、郑秀花、周亚、龚蛟腾、任家乐

虽然明知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十年，但是，第五代人的翩然而至仍然令人兴奋不已，因为第五代人自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史的一地崛起与第四代人在图书馆学各个领域的遍地开花大相径庭。

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史向非图书馆学研究热点，却是所有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最后学术归宿，凡在此领域无所作为者均不足语。可喜的是，第五代人的崛起恰恰诞生于图书馆史与图书馆学史领域，因此颇值称道。时势造英雄，近十年来图书馆史与图书馆学史青年人才的脱颖而出，大抵可以归功于各高校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和图书馆史与图书馆学史教学、科研团队的造就，如中山大学程焕文教授团队，北京大学王余光教授、王子舟教授团队，南京大学徐雁教授、叶继元教授、张志强教授团队，武汉大学肖希明教授、吴永贵教授团队，四川大学姚乐野教授团队，河南师范大学苏全有教授团队,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院汪东波研究馆员团队，江南大学吴稌年教授团队，等等。这些团队或通过博硕士生的培养，或通过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的带动，或通过大型史料著作的编撰，或通过持之以恒的专项研究，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人才。

任家乐博士正是在这种培养环境中脱颖而出的一位优秀青年学者。他师从四川大学姚乐野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参与姚乐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整理与研究”，并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研究”，毕业以后任成都大学特聘研究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图书馆与乡村社会教育研究”，继续开展图书馆史研究，在短短的数年内，便取得了骄人的图书馆史研究成就。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有关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研究已经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要想在此领域有所建树并非易事，而要轻松自如地驾驭如此宏大的研究课题，如果没有长期积累则难以得心应手。尽管如此，任家乐博士努力为之，终于成就了这本《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研究》著作。

在这本著作中，任家乐博士努力地尝试用新的视野、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和新的史料去审视、解读和阐发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历史，因而有着敢于逾越学术藩篱而另辟蹊径的可贵之处。

总的来说，任家乐博士是从图书馆职业化的角度去阐发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历史的。这个视野相较过去的研究有新意，也是可取和正确的，因为美国图书馆学教育走的就是这条道路，一条十分成功的道路。正因为如此，任家乐在这本著作中花了不少笔墨阐述图书馆职业化和职业学术，并尽力从各级各类图书馆学教育中发掘其中的职业因素，这也正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模仿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所要追求而未能达成的目标。正因为如此，要阐述清楚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职业化十分困难。

纵观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产生具有两项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其一是图书馆职业化的开始。杜威（Melvil Dewey，1851年10月10日—1931年12月26日）于1876年创办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协会——美国图书馆协会（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和世界上第一种图书馆期刊——《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然后于188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学学校——图书馆经济学校（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由此开启了世界图书馆学教育和美国图书馆员职业化的历史。我国图书馆界学者鲜有关注杜威起初使用“Library Economy”一词的用意，因此对美国图书馆员职业化的认知也不到位。其二是图书馆学学科的开始。我国的图书馆学教科书和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学教育历史的普遍认知，基本上都固化在1808年德国人施雷廷格（Martin Schrettinger）的《图书馆学综合性试用教科书》之上，认为这是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学教育的肇始，其实大谬不然！诚如有人引用“吾儿有目录之学”一语，而谓我国目录学一词宋代已有之一样，令人贻笑大方。近现代图书馆学并非肇始于德国，施雷廷格是个图书馆从业者，也做过有关图书馆业务的研究，但是绝不是一个图书馆学家，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学科！当然，近现代图书馆学亦非肇始于英国、法国，而是肇始于美国。在美国图书馆学界看来，1876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和《图书馆杂志》的创办也不是图书馆学学科创立的标志，唯有1887年图书馆经济学校的创办才是图书馆学学科诞生的标志。可以说，近现代一切学科的产生非在高等教育中有一席之地均不足以成学。这是十分浅显的事实和道理，但是绝大多数人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实在是不可思议和无可奈何。

由此可见，任家乐博士选择从图书馆职业化的角度去研究图书馆学教育的历史有着返璞归真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任家乐博士着力阐发了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在职教育（短期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以及整个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职业互动，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与西方图书馆学教育的关系，乃至与政府和社会的关联。

鉴于以往的研究过于集中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研究，加之近十年来南京大学方面在金陵大学克乃文（William Harry Clemons）的研究上颇有建树，任家乐博士在此著中采用了详金陵而略文华，以免落入俗套的做法。这种做法有可取之处，亦有值得商榷之处。美国人克乃文来华供职于金陵大学十余年（1913至1927年），其贡献在于金陵大学图书馆，而非图书馆学教育。虽然克乃文曾在金陵大学文科开设图书馆学公共选修课程，且对金陵大学洪有丰、李小缘、刘国钧的成长有所帮助，有所影响，但是，客观而实事求是地说，克乃文所为并非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对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亦无直接作用和影响。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图书馆学教育史上鲜有人提及克乃文，知之者极为罕见，如果不是最近十余年的史料发掘和过度阐发，克乃文也不过是停留在陈旧档案上的一个人名而已。因此，将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教育置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之前，将克乃文的贡献置于韦棣华之上，并非明智之举。

文华图专全体师生合影（1931.5），摘自《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该刊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

在这本书中，任家乐博士对日本在“满铁”和伪满的图书馆学教育亦有专门论述，有弥补过去因回避或忽视而阙如之功。

在研究方法上，任家乐博士采用了现在流行的口述史研究方法，先后采访了毛相骞（毛坤之子）、冯士美（冯汉骥之子）、桂裕民（桂质柏之子）等图书馆学前辈的后人，以口述资料与文献史料相比照，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值得称赞。

任家乐博士在本书的后记起首言“无论从图书馆学教育的学术渊源，或者说从资历的角度来说，由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或者北京大学的学者来执笔都可能更适合一些”。看上去有点儿惶恐不安，其实大可不必，学术无国界，学术研究无禁区，共同研究、相互砥砺、互相借鉴、彼此促进，才是学术发展之路。期盼任家乐博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史研究上取得更大成就。

是为序。

2018年5月

于中山大学康乐园竹帛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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