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山七年求学记
【题记】武汉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黄鹏为该馆主编的内部刊物《文华书潮》向我约稿，要求写在武大的学习、生活经历及师友交游。写完后引起师友、同门的热议、回忆。姐姐把这个文章发给其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当作“大学应该如何度过”的学习材料。有师妹建议我用这个小号刊出，以广传播。
我是从湖南考入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图书馆学专业的（上世纪90年代），我们本科班一共24人，包括一个约旦留学生，本科班的导师是研究分类法的张燕飞老师。第一门课是袁琳老师讲读者工作，没有教材。第一学期开的必修课记忆最深刻的是黄宗忠老师的“图书馆学导论”，他的湖南娄底口音很重，虽然我是湖南人，仍然听着很费劲，但是只要上课非常集中注意力，我基本能听懂。但其他人我就不确定了，同学中有一个广东人张凌，经常为了听不懂的黄老师话来问我，我也有点小得意。
这门基础课开在第一学期非常好，为我们宏观了解这个学科以及图书馆是干什么的打下了基础，这门课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黄老师要求我们去阅读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的书，然后讨论并写出自己对做好图书馆工作的建议，记得那个时候，国家经济还不富裕，所以给图书馆等公共文化事业的经费有限，黄老师带领我们思考“有些公共图书馆办成了租书馆”这对不对。现在这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当年真的还有点看不清楚呢，争论激烈。
在来武大之前，说实话，我对图书馆学专业一无所知，刚上学时依然带着一些不甘心的情绪，觉得图书馆学毕业后就是到图书馆工作，图书馆是一个轻闲、缺少刺激、工资也不高的地方。武大学习的这七年，我不仅学习了专业知识，而且逐渐培养起对专业的热爱。我也了解了这个学科的历史，了解韦棣华和学院的前身（文华图专）。尤其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个学科在全国位于数一数二的地位时，心中充满了自豪。
本科四年，有幸亲炙师教的还有：彭斐章、马费城、谢灼华王秀兰夫妇、俞君立黄葵夫妇、曹之、詹德优、邱均平、刘家真、王新才、陈传夫等诸位先生。去过家里请教的有谢灼华王秀兰夫妇、俞君立黄葵夫妇、曹之、詹德优先生家。谢灼华老师讲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是必修课，他总是笑眯眯的，他的广东客家话也不是一般地难懂，这次轮到广东同学张凌得意了。王秀兰老师讲西文工具书讲得很好，还鼓励我们大学期间就翻译专业的书评。曹之老师教我们古代汉语、古籍编目，詹德优老师讲中文工具书等。地方文献课有实践内容，我们还在樱园山顶的老图书馆查过家谱与地方志。这些老师都很平易谦和，特别是当你表现得好学的时候，他们特别愿意帮助你。就是在这些可爱可敬可亲的先生们影响下，我逐渐爱上自己的专业，好好学习。在这个美好的校园中，在师长们与同学们的相互影响下，我在大学基本完成自己个性的塑造。
武汉大学樱园楼顶
回过头看，大学除了学知识以外，更是性格的塑形地。在大学期间，性格还有很大的可塑性。出了大学后，我们的性格基本就形成了，以后可塑性不会这么大了。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在上武大之前，很普通也不太自信，也不太会与人交往。在大学里，我最要感谢的是与我同居一室的室友们：黄岚、王传燕、张馨、林芳、王红梅（她是档案专业的，后来转到我们室的）。我们住在桂园二舍，每个屋六人。通过与她们朝夕相处，我学会多欣赏别人的长处，多想别人的好，乐意帮助别人。刚上学时，班上的同学都不熟，还经常有老乡来找，或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会认识新朋友，与陌生人在一起，刚开始总是冷场，为了打破这局面，我就要求自己多找一些话题来说，逐渐地，我就挺能说的了。这也帮助我能交到很多朋友，包括外专业的朋友。
本科我们宿舍六位姑娘，桂园二舍220室
后来有一些趣事，在上研究生期间，有一次，王秀兰老师生病住院了，谢灼华老师身体也不好，他们两个孩子都在国外，家中只有一个八九十岁的母亲，所以我的导师王余光老师派研究生轮流去照顾，轮到我那一天，导师特别交代：“照顾病人，少说话，多干活。”然后我就去医院了，据王秀兰老师后来当笑话告诉我导师：
你那个学生真有意思，一进门就说：“我导师说了，让我多干活，少说话。”从这以后，一直到下午离开，她的话就没有停过。我肯定是话多收不住了。还好，秀兰老师说，她当时不累，在医院无聊，正好喜欢听我讲那些新鲜的事，具体讲什么我忘了，好像有讲电脑操作，当时这对老年人来说，是很新鲜的。2018年，在河南新乡的图书馆史学术会议上，再次见到谢灼华王秀兰二位老师，很开心很亲切，没想到这多年过去了，他们还记得此事。话匣子这毛病绝对是武大期间练就的。乐观开朗喜欢交谈喜欢认识新朋友，这些都是本科时形成的性格。
2018年在河南新乡会议上见到谢灼华、王秀兰夫妇，师生之间倍感亲切。与陈幼华师妹、周余姣老师合影
本科期间我就喜欢去图书馆，大四时还在武大图书馆实习过，编目部给我印象最深，当时是一位女主任带我们，我们对新书给完分类号，她都检查并给我们总结，我们学得不错。虽然后来我没做过图书馆业务，但分类编目这些图书馆学核心知识对我以后的工作很有用，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对知识进行分类组织。
武汉大学图书馆，我上学时经常去的地方，还曾在这里实习
在阅读方面，本科时，文学书和鸡汤类读得多一些，记得读过《红楼梦》、鲁迅老舍冰心张爱玲的书、林语堂《瞬息京华》、巴金《家》《春》《秋》、钱钟书《围城》、当代作品《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外国的《堂吉诃德》《飘》《红与黑》《百年孤独》及莎士比亚的戏剧等，还有很多非名著、鸡汤励志类的书或一般杂志，已经记不清楚了。现在回过头想，本科时的阅读还是有点乱读，应该更多地去阅读那些人文经典名著（特别是历史、哲学类）以及好的版本。我喜欢写，发表过一些小文章，有些与专业相关，有些不相关（当作练笔）。这一点点小小的进步，得到了老师们的鼓励，于是我更来劲了。
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以年级第三名的成绩保送研究生了，全院五个班，当年一共保送了五名学生，当年保送的名额挺少的。我们班一共保送了两名，还有一个是我的室友林芳。研究生期间我们住在枫园。
王余光老师给我们上课是在大学三年级，讲中国历史文献学，在阶梯教室，讲得相当精彩，既有丰富的知识又讲得有趣（套用后来有一个图书馆员听王老师讲座的评语，说这位老师不是在讲课，是在说书），听得过瘾，讲《尚书》《诗经》《史记》《汉书》，大约讲到“前四史”的最后一部《三国志》，还剩老多历史文献没有讲，这学期就结束了。受这门课影响，我也去找了《史记》《诗经》来读一读。王老师的课是大学期间少数不用点名也能保证出勤率的，但是王老师给我们本科生的感觉并不亲切，反而是比较严肃，加上他学问大，我们都有仰之弥高的感觉，不敢在课间跟他交谈，担心露出自己的无知（后来才知道，这都是多余的担心）。后来我有机会保送研究生了，想拜他为师，但是我很没自信，下了很大的决心才鼓起勇气跟他说：“王老师，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想写您的（请您当导师）”。没想到，他居然答应了（所以，凡事都要勇敢啊）。然后就问我是哪人，我说是湖南人，他就眼睛一亮给我一个题目：“最近你们湖南长沙走马楼考古发现了竹简，你就把这些考古发现的简牍研究写一下吧。”于是，我的本科论文就写简牍形制了。
那时研究生都住枫园，我于是从桂园搬入枫园，开始三年的研究生生涯。王余光老师带的研究生方向有两个：民国出版业研究与文献学，文献学我做不了，所以我的研究方向是民国出版业研究。
因为保送了研究生，省了复习考研的时间，我从大四时就开始帮导师做一些基础性的科研工作。从大四至研究生一年级，我在王老师指导下主要编了一个索引：20世纪中国出版业论文索引。王老师说做学问要从抄卡片做索引这些基础工作开始，于是我用陈光祚老师教的计算机数据库知识，把这些东西做了一个小数据库，后来导出编成一个word版的索引，我独立署为编者，这个索引收录在他的一本书《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后作为附录。同时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我多次往返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社与我们学院在同一个楼里），与责任编辑严红有很多的交往，跟她学习编辑校对知识，开始接触出版实践。这对后来我自己投身出版社工作是有好处的，至少上手更快些吧。
导师与我们学生，摄于武汉大学，后排（左起）：刘洪权（现安徽大学教授），王老师、吴永贵（现武汉大学教授）及女儿，汪涛（现朝华出版社社长），陈幼华（现上海交大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上研究生时主要的一个收获是，导师带我们认识很多他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喝茶清谈或开饭局，因此得以在一种更轻松的环境下跟更多的老师一起学习。我们跟导师与其他师长交流特别多，类似于古代师父带徒弟。与我同级同导师的是一个男生叫刘洪权(现为安徽大学教授)，因为他是工作以后考来的，比我年长，我叫他师兄。在我们的下一级，导师又招了两位师弟师妹：汪涛（现朝华出版社社长）和陈幼华（现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那时导师和他的朋友们经常聚在一起边喝茶吃饭，边讨论选题，编书，请客的钱就是稿费，我们也参与。
比如王三山老师虽然没教过我，但是在饭局上经常相见，他笑起来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精于传统文化，善书法篆刻，他还给我起了个雅号“邓蝉”，其实是想说我的话太多。三山师有很多妙语，其中有一句是“师可忍，叔不可忍”，意思是，我们这些学生与师长们交游时，有些言行举止不妥，导师还没批评，师叔们已经忍不住要替师父教育我们了。
黄鹏师兄当时是武大图书馆馆长助理（后来又升副馆长），他在图书馆里专心做学问，出了很多成果。当需要用人时，他就默默地升了，先任古籍部主任，再任馆长助理，后升副馆长。饭桌上他的话很少，但总是冷不丁突然冒出一个“冷笑话”，所以人送外号“地雷”。
王新才老师当时还不是武大图书馆的大馆长，是系里的老师，给我们本科生上过目录学课，经常能大段地背目录学的古文。新才老师属于神童级才子，16岁就上武大了，20岁本科毕业读硕士，他也是中国培养的第一届图情专业的博士（1991级，与柯平老师等同级，导师彭斐章先生）。他好像不太喜欢他的大名，给自己起了个笔名“王心裁”，他写《梁启超读书生涯》署的就是这个名，还给我们赠了签名本。新才老师博闻强记，思维敏捷，是饭桌上的活跃分子，总是能找到很多可调侃的段子，且常有典故。
王新才馆长，神童级才子，至今仍很年轻，摄于2019年
王子舟老师当时还在武大读博士，完成了《陈寅恪读书生涯》一书，正在写他的博士论文杜定友研究，那时这些师友们关心他，饭局总是叫上他，希望改善他的生活。而子舟老师呢，写陈寅恪书时，言必谈陈寅恪；写杜定友时，又言必谈杜定友。还记得一次枫园聚会中，在动筷之前，他谈得滔滔不绝，三山师急得敲着筷子说：科举制度害死人！我们大笑，终于可以开吃了。
子舟老师的答辩是非常精彩的，我们这些硕士生都去旁听学习了。听完后我写了一篇日记，后来写成《一次精彩的论文答辩》，不知天高地厚地投给核心期刊《大学图书馆学报》，居然发表了。主编王波还打来电话约稿希望多有一些这种对博士论文答辩的生动记录。交谈中得知，他也是武大毕业的学长。
研究生阶段的阅读主要是研究驱动，即带着研究目的阅读，因为做民国出版史的研究，读了很多竖排繁体字的资料，如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岫庐最后十年自述》等。图书馆是我们常去的地方，系里资料室也有很多专业书。那时买书主要是逛实体书店，不是网上书店，导师和他的朋友们经常一起逛书店，有时也带着我们，他们顺手拿起一本好书点评几句，我们也可能买回来读，罗尔纲《师门五年记》就是那时我买回来读的。我自己逛书店时还买过《许三观卖血记》，很喜欢书里的乐观主义精神，因此也去读了余华的其他作品。
我的三年研究生期间，除了做民国出版业的研究（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以外，我们在导师带领下，很早就开始做起了阅读推广的工作，虽然当时还不太有“阅读推广”的提法。早在1993年，王余光、徐雁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读书大辞典》就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在当时读书风气低迷，倡导读书受到冲击与质疑的环境下，这本书犹如一股清流，并得到季羡林等老先生的鼓励。从那以后，王余光老师立志：“我将终生致力于鼓舞人们读书的热情”。若干年后，他发起成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这是后话。
在《中国读书大辞典》后，他又主持编写了《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塑造中华文明的200本书》《名人读书生涯》等书（丛书）。等到我跟他学习时，他指导我们把民国以来的学者、机构推荐书目作了统计，排出中外名著排行榜，我参与编写出版了《中国读者理想藏书》（光明日报出版社），《名著的选择》（云南人民出版社）等。从目录学（推荐书目）到阅读推广工作，这中间是有关联的。可以说，我后来能投身阅读推广事业，也是缘于武大研究生阶段奠定的基础，我对名著版本的关注也是起于这一时期。
研究生期间，图书馆学专业同学合影
后排左起：田书格、俞菲、司莉、雷燕、朱蓓、邓咏秋、林芳、牛金芳
前排：刘洪权、谌三元、李明杰、王晨
2019年4月回武大开会与硕士同学司莉教授（武汉大学）、段宇锋教授（华东师大，情报学专业）合影，同学中的李明杰教授（武汉大学）惜当时未在，未能合影
硕士学位答辩后，与答辩老师合影。左起：徐丽芳（答辩秘书）、方卿、陈传夫、我、彭斐章（答辩主席）、谢灼华、詹德优、王余光。感谢各位老师！
就写这么多了，在硕士第三年，王余光老师回他的母校北大教书，陈传夫老师成为我们代导师，也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硕士之后，我考入北大继续跟王余光老师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工作至今，这都是后话了。虽然我最后是在北京安家，但是我一直视武大、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珞珈山七年塑造了现在的我，我在那里度过了最青春的年华，在学业、性格养成和做人方面都有很大的收获。我特别感谢我在武大遇到的这些师长（恕不能一一提及）。也许仅仅是因为我比较努力好学，老师们给了我很多鼓励，学校也会给我很多机会（比如获奖、保研），让我自由发展、自由奔放，发挥出自己的潜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写于北京
2019.3.10
附：邓咏秋，湖南衡阳人，管理学博士，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现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审、图书馆学编辑室主任，兼任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推荐书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 中国图书馆学会2019年秘书长联席会议暨《中国图书馆年鉴》编纂工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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